第三十三章 武力还是法律(第1/1页)名将台

    黄兴等人再度放声痛哭起来，于右任还边用手去平抚宋教仁的眼睛，可是那双睁大的眼睛闭了之后又自动睁开，直到入殓时仍是如此。黄兴痛定思痛，闭眼沉默片刻，还是按照宋教仁临终前的交代，并于第一时间给袁世凯发出一则电告：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壮志未酬的满腔悲愤以及满怀期待的诉说希冀充溢着这则电报，黄兴在手录此文时，一字一顿，看见其当时心情之沉痛和复杂。

    宋教仁被刺事关重大，不只有出于对挚友横遭祸害的悲痛和哀婉，还有国会选举和***的事宜的继续进行，不然就有违同志挚友的托付。黄兴等人稍微镇定下来就到上海地方审查院和警察厅备案，要求迅速缉拿凶手归案并调查出幕后主使，之后，又向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发讣告。

    孙中山得知在即将赴京共商国是的宋教仁被刺，第一反应就认为是袁世凯的阴谋，便立马启程回国，准备向袁世凯讨个说法。但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宋教仁去世不到3天，凶手武士英被上海警察厅抓捕归案，而且还供认不讳地说是自己拿了别人的钱才暗杀的宋教仁。原来，宋教仁案一爆发，由于国民党的影响，上海以及江浙各个地方机关出重金悬赏能够提供线索者，连北京中央政府也是出价5万大洋捉拿凶手，一古董商王阿法举报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出1000元让其刺杀一人，并给了他一张相片，后来在将照片与报纸上的一对比，原来相片中的人就是被刺的大名鼎鼎的宋教仁。

    根据这一线索，上海警察厅又立即到应桂馨家里去搜捕，结果发现应桂馨与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有着不可告人的密电往来。应桂馨也被捕入狱，待日后继续传讯审查。由此，事件进一步复杂化，因为洪述祖只是一个秘书，他的顶头上司就是位居高位的内务部总理赵秉钧，这下子可真麻烦了。

    身为堂堂一国总理的赵秉钧深感事态严重，马上出面发表唁电并一再澄清此事与自己无关，还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讲说，说自己和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时期既是同僚又是挚友，两人私交甚好。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时常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调查工作，离城十几里，有时候回不去就总在我家里住，我二人无话不谈。在遁初离京南下之际，他欠别人的5000元债款还是我我帮他还的。至于应桂馨，我和他只有书信交往，对于他们先前组织的刺宋阴谋案我真的一无所知。如果说要是仅凭有交往就断定我是幕后主使，那我请问“书信往来与金钱往来孰轻孰重？”在记者问何故出此一说时，赵秉钧振振有词，据我所知，应桂馨还帮黄兴将其私存公债60万元转存义丰银行。对于宋教仁的北上会危及自己的总理位置，赵秉钧只是淡淡一笑，坦然回复：“宋遁初这人才华横溢，为人品正，又有自己认为坚定可行的主张和信念，他要真的来做总理也是当之无愧的，我赵某人不至于胸怀如此，更何况对宋先生我是一直都很钦佩和敬重的。”

    洪述祖本人也怕引火烧身，也站出来极力为自己辩护，说电报中的“毁宋”只是找把柄诋毁宋教仁让其不能出任总理，而这并不是毁灭宋教仁，并且还直接供出他们搜集的诋毁宋教仁的黑材料。

    虽然赵秉钧和洪述祖如此为自己辩护，但上海警察厅仍是要传讯此二人到上海候审，但此二人笑为无稽之谈拒不离开老巢北京。但碍于宋教仁和国民党在国内影响巨大，再加上大众舆论群情激奋，在袁世凯的庇护下，赵秉钧因病辞职，旋即又被任命为直隶都督驻天津。洪述祖在得到一笔钱后，离开北京化名跑到德国租界青岛避险。

    但是事情就没有就此结束，武士英居然在上海巡捕房内意外中毒身亡，应桂馨也离奇的从上海巡捕房越狱出逃，这不得不引发人们一连串的思考，怎么在国民党势力控制的上海会发生这么多复杂曲折的事由来呢？

    孙中山仍是很不甘心，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而且还当众大呼：“此次定是袁世凯密谋暗杀宋先生，我早就说袁大头靠不住，非去袁不可！我不能再忍了，我已经忍够了，当初要是按照我的主张去做，也就不至于此。”原来早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孙中山就打算联合日本支持其革命的力量，再度向外国筹措资金继续北伐反清讨袁，但在外国公使团不买账，同盟会内以宋教仁要求“南北议和”的呼声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才同意只要袁世凯能让清帝退位，自己这个临时大总统可以让给袁世凯。可惜现在木已成舟，袁世凯居大统却又胡作非为。孙中山现在颇为后悔，在他看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组织力量借“宋教仁案”这一导火线讨伐袁世凯。

    对于亲密挚友横遭不幸，谭人凤悲戚哀婉中爱憎分明地挽一对联：“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黄兴的挽联更是直白：“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这样，国民党内领袖人物愤怒谴责的锋利矛头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总统宝座上的袁世凯。

    可当时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正好在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上海度完春节，一听闻宋教仁案便战战兢兢，立即给自己的父亲袁世凯发电报陈述宋教仁案的情况，并让他立刻出来对此事作出澄清。袁世凯还是从自己儿子的电报中才最早得知宋教仁被刺一事，但并没有按照袁克文所说的那样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是回电说：“我代人受过很多，但从未辩护。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也是因我而被杀，更何辩焉！那些明察者自然会知道真相。其他人也不想想我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予杀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文、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胡必但选一个帮助我组阁、不用党人之遁初而杀之？此理不辩必有自明之日也。我也只有必须杀应桂馨，为遁初复仇可耳。”

    袁世凯这么一说也是很有道理的，再说真要派人暗杀宋教仁也不至于将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放在陈其美等人的眼皮底下而不闻不问吧！直接凶手是武士英，中间谋划人则可能是应桂馨和洪述祖，但幕后主使究竟是谁仍是让人觉得扑朔迷离。

    孙中山从东京赶回来参加宋教仁的葬礼以及预备组织“二次革命”讨袁，可是他的武力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内大多数元老的响应，最先站出来反对孙中山的则是黄兴。 

    “民国已经成立，法律不是没有效力，对此问题应当持理性冷静的态度，用正当的方法来解决。遁初去世，我们哪一个不感到悲伤啊？要是非得组织武力，恐怕又得引起国内战乱，就算侥幸取胜，中国多半更是满目疮痍；可是如果一旦战败，以后连将法律作为武器的根基都会没有了，这样，热衷***的遁初真可谓‘死不瞑目’啊！”黄兴开始是很平和，但越说到最后越是激动，可一激动后心情立刻平复下来，他自认为是理解宋教仁的，又接下去企图说服孙中山：“现在起兵是不得人心的，人们大多都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退一万步讲，革命军裁军后又没有整备，胜算真的不大，只是以卵击石，徒增祸乱，不得人心”。

    说起来也奇怪，手掌兵权的黄兴不热衷于动兵，没有掌握兵权的孙中山却在这段敏感的时期内一连嚷嚷着：“非得武力去袁不可。”对于此事，黄兴还数次当面指责孙中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亲自上战场不知战争之激烈残酷。孙中山则顶风相对：“想当年我也是为发动起义、购买军火而到处筹钱，现在你说我不知柴米油盐贵？打仗！难道我孙文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只要你能组织发动军队，我定当亲自上前线去指挥”。黄兴嗤之一笑，觉得孙中山真的有点意气用事，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幼稚便没多理会，只是说现在用兵还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