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草木皆兵(第1/1页)名将台

    在胡汉民和日本友人的联络斡旋下，孙中山又约集到一批党人，在青山町七丁目一番地举行了一次例会，经过六七个小时的反复激烈的争论，才算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将入党誓约中的“服从孙文先生”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

    为重建革命党，好不容易才消停下来，但中华革命党的总章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说革命应该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尤其是有点***的“训政”闹得沸沸扬扬。在经过将近一年漫长的争吵辩论，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7月才正式宣告成立，前前后后入党的人数不到600人。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人仍是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而是赴欧美考察，并成立“欧事研究会”，继续在海外宣扬民主革命思想，号召反袁维护共和。

    陈其美认为黄兴那样的革命巨子都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真是没有起到一个带路人应有的作用，使得很多人也效仿而没入党，实在很不利于以后的革命行动。作为孙中山忠实的拥护者和追随者，陈其美为之着急啊，在黄兴去欧美之后，便迫不及待又长篇大论地写了一封挽回信，信笺纸不多不少恰好用了10张纸。

    在信中，陈其美提笔就是克强我兄足下，开篇就追忆了一下一起走过的革命岁月，如此艰难困苦，如此坎坷辗转，方才推翻满清帝制。“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在者，必交口推赞足下，皆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都说足下是‘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然后又是分一二三四五，说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前后后如何栉风沐雨、飘零奔走而宣传革命，筹措起义资金，孙氏***、“五权宪法”如何顺应中国乃至世界潮流，大家都误会孙先生，入党誓约中“服从孙先生”绝没有妨碍党人平等自由之意，只是孙先生鉴于“二次革命”中叛徒频出，力量分散而以致大败，然后说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人心所向，如“众星拱北辰，江汉宗东海”。最后当然是希望黄兴和其他同志精诚团结，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落笔“陈其美顿首”。如此洋洋一篇文采斐然的信件，直教人叹服陈其美自己经常所说的“其美一书生耳”，便是如此。

    远在大洋彼岸的黄兴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看到陈其美的信件，一连串的感时伤世，抚今追昔，但最后咬咬牙关，回信说“机缘巧合之下，定有合作的机会”，然后补充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己和一些同志也的确得多了解欧美国家的革命史，以备将来作为经验之用，最后举出一些同志推举他重新组党而被他拒绝，还铁定心地回应推举他的人“成功不必在我，革命领袖惟孙文一人而已。”

    参与谋划“宋教仁案”的应桂馨在“二次革命”的混乱中趁机越狱出走，自以为功不可没，便招摇地来到北京向袁世凯邀功请赏。

    袁世凯听到应桂馨如同走狗摇尾乞怜般向主人讨骨头，心中很是厌恶：“我什么时候让你刺杀宋遁初了？搞得别人都把责任往我袁世凯身上推，一世英名都差点被你毁尽，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袁大总统，您大人有大量嘛！”应桂馨仍然厚着脸皮，笑嘻嘻讨好袁世凯：“我不密谋刺宋，您也很难借机灭掉那群乱党啊！现在您高居大位，多少也赏点小的，小的有生之年愿为您当牛做马。”

    很不耐烦的袁世凯不想跟他废话了，直接吩咐下人开给他500元的支票，便让他去天津冯国璋那里担任连职。借过钱的应桂馨打躬作揖，感激不尽，接着有屁颠屁颠地走了。

    在到天津的火车站上，应桂馨这人被几个壮汉用麻袋笼着，让乱刀给砍死。原来袁世凯在应桂馨前脚一走，后脚便安排人找个干净的地方将那帮会流氓给灭掉，算是应了先前所说“只有为遁初复仇。”

    对于应桂馨的惨死，同样与宋案扯不清的赵秉钧感到一丝悲凉，直接赴总统府向袁世凯陈述：“应桂馨也不至于惨遭毒手，以后谁敢为总统办事？”。这话说的袁世凯一脸愠怒，心中暗恨：好吧，你小子鸣不平我也送你一程，我看天下谁敢不为我办事。

    不到几天就有前国务总理赵秉钧食物中毒、七窍流血而亡的新闻传了出来。袁世凯假装十分痛惜，题词“怆怀良佐”，挽联：“弼时盛业追皋宜，匡夏殊勋懋管萧”，在3月22日，刚好是宋教仁一周年祭日，盛传为宋教仁案最大嫌疑人之一的赵秉钧的丧礼也于此日举行，不知是巧合还是袁世凯故意安排，朱家宝和袁克文也被派往天津为之治丧。

    据赵秉钧家人在后来回忆：赵秉钧在死之前，深感兔死狐悲，心中已经明了袁世凯不久就会暗中派人将其杀人灭口，但生怕连累家人，一直不敢声张，心中有巨大的悲痛而脸上仍是云淡风清、坦然自若。只是在给家人的遗嘱中说到：“葬身陵麓，近先帝。”

    或许在弥留之际的赵秉钧幡然醒悟，当年竭力迫使清帝退位，又为袁世凯尽忠卖命真是天大的错误，为此也悔恨万分。这位在中国最先拟定警务章程，创办警务学堂，又在天津仿照西方组建第一支巡警的北洋骨干还是含冤地死在了提拔自己、赏识自己的“主子”袁世凯手里。这位从小就不知父母为何人的孤儿到处流浪，凭借着自己生性慧黠，强悍而有胆识的特长被一官宦人家赏识，方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再后来投入到左宗棠楚军中，跟随主将征讨新疆分裂势力，埋在雪中三天三夜都能奇迹般生还的昔日边界办事员，竟然还是惨死在自己最为效忠的主人的毒药之中。

    在那个年代，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士兵挎着腰刀，背着步枪，拎着铁链到处呵斥捕人，使得但凡走到街上的人都会避而远之。但又有几人知道，这些士兵一方面承担着军事戒备和城市治安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负责着全市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之类的公共事务；这支有着拘留所、备差所、军乐队等一整套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一直秉着“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以防患未然、排解纠纷”的理念守职办事，他们的警员也“必须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保卫民众，不得索谢”。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而且，在权力的支持与舆论的推动下，这一警察制度在中国各大城市逐步推广。但没有几人知道，当时中国这一让欧美人都称赞不已的现代警察制度是由赵秉钧一手创建的，反而更多人只是记住，他是谋害宋教仁的“元凶”，罪不可恕。历史原本只是历史，但经过人的点染之后，有时却就这么无情。

    南方的革命派人物竟然还先于白朗义军而变得在全国范围内销声匿迹起来，这真是让袁世凯感到始料不及。不过现在可好，幸亏这两支队伍没有真正联起手来，终于能一心一意地对付北方的白朗义军。那白朗和李白毛一度轰轰烈烈，本来想占领西安，可当时孙中山又派人来劝说，说是四川的袁军力量稍微薄弱一些，可以先考入率军入川，可后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只得向甘肃挺进。就这一个转变，也使得白朗义军的势力急转直下。

    甘肃洮州这个地方多有回族和藏族的居民，这一地带的地头蛇马安良见白朗义军动不动就抢商铺和打土豪劣绅，就居心不良地煽动回族居民，说白朗一伙准备“杀回灭教”，这可让对宗教问题很敏感而又多受欺辱的回民非常恼怒，竟然与先前有仇视情绪的土司杨集庆合起来围剿白朗义军。不明真相的藏族同胞也受宗教欺骗和蛊惑而组织藏兵与白朗义军厮杀一通。本来就比较穷的洮州，哪里还经得起白朗的手下来抢劫商铺货物和马匹，这只能让他们的日子更难过，于是他们也已经唆使鼓动便组织起民军来与义军对抗起来。这样一来，白朗义军完全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到处都陷入到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