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五四风雷(第1/1页)名将台

    这五位大使进退两难，毕竟承受了太多的期望与重负，顿感压力巨大，非同寻常。尽管他们几度联名向北京政府通电，请政府指示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但政府内部也觉得此事相当棘手就一直没敢明确表态。段祺瑞虽然已经不是总理，但仍是所谓的参战事务处督办，以“太上总理”自居，处处与勒云鹏掣肘，搞得这位昔日皖系“四大金刚”之首的时任总理都想与老上司反目成仇。这下子，他又让勒云鹏以总理名义电告外交公使团，允许在和约上签字。但是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等人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联名致电徐世昌，还以总统的名义直接通电巴黎，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这种未达成一致协议的内政外交，还真让五位公使头疼。“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久未取得成果，关于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一事的消息业已传到中国境内。咦？这是怎么回事。北洋政府及五外交官谨慎行事，未敢及时向中国宣告这一消息，为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呢？原来，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五位外交大使向和会提交了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趁机夺取德国在山东权益的陈述书，但这一要求又遭拒绝。旅欧留学生得知此事后，满腔热情地奔走呼吁各国华侨支持中国外交官提出的合理要求。在海外游子的电报和书信之中，就有向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新闻办报人物痛陈帝国主义无理拒绝中国代表团合理要求的这一消息。就此，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地在中国境内传播开来。

    还是在1919年5月1日，记者邵飘萍将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合理要求这一确切消息于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告诉学生，并极力揭露亲日派政府官员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行为。北大学生得知这一消息，个个都义愤填膺，表示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和会上签字，最后，一致决定于5月3日在此地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2日，北洋政府居然密电中国代表团可以在和会上签字。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上撰文道：“山东亡矣，国将不国，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孙中山得知这消息那还有心情归隐著书，立刻通电全国称：“北洋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而我之民众拒不作亡国奴，岂有我泱泱中华之大国就此屈服于列强耶！愿举国民众合力保国！”

    5月3日晚，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如约召开集会，并约请了北京13所中级以上的学校代表参加，大会还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与会学生情绪激昂，纷纷慷慨陈词，痛诉北洋政府软弱无能和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并声称，稍有爱国良心者皆不能容忍。一时间，法科大礼堂的气氛义薄云天，学生们的发言更是慷慨激昂。1000多名学生愤怒兴奋得一夜未眠，彼此都在大礼堂吐露心声，大讲国际国内形势。

    5月4日到了！此日清晨，北京8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于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巴黎和会”上的条约。“收回山东权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进步的口号响彻云霄、惊天泣地。其中，一名学生当场咬破手指，撕开布衣，血书“还我青岛”一举引得学生们的震撼和赞许，“还我青岛”的口号也如洪波一样在人群中层层荡开，势不可挡。

    是日10点左右，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刚从城外到北大新潮社，准备也去加入天安门的游行示威队伍当中，其同学狄福鼎又刚好从游行示威的人群中回来找罗家伦商议关于运动宣言的起草事宜：“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有了宣言才更有斗争性和号召力，北京8所学校的同学都推举我们北京大学起稿，我看还是由你来执笔吧！”

    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没多作推辞，当即就于一张长桌旁拿起笔和纸就匆匆起草，8分钟就写成《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当时，罗家伦明白自己面临紧急事件，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但注意力还算集中。虽然新潮社人来人往，有些嘈杂，但罗家伦最终聚精会神，一气呵成写完宣言：“现在日本人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的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的领土主权丧失，中国就要亡了！于此，我们学界今日游行示威，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秉行公理。务望全国工商界一律起来，设法召开国民大会，外正主权，内惩国贼，中国之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约：中国的土地可征服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杀戮不可低头！国快亡了，同胞们站起来呀！”

    宣言写成，罗家伦与狄福鼎二人立即交与北大教员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原计划印5万份到街头散发，但到下午一点才印出2万份，罗家伦、狄福鼎二人又约一些同学到街头散发。游行仍在进行，声势浩大不减伊始，但有两句口号却喊得更加响亮：“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和“中国的土地可征服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杀戮不可低头！”

    当天，傅斯年扯起大旗，带着学生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外的警察阻拦，于是学生们包括傅斯年和罗家伦在内的4名代表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因正逢星期六，各国公使不在使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此后，学生代表又向北洋政府提出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国贼。当学生游行队伍行至曹宅时，学生们痛打了刚好在彼处的章宗祥，气氛至极的青年学生还一把火烧了曹宅赵家楼。闻讯赶来的军警为此给予镇压，当场逮捕学生代表32人。这还不算，北洋政府当即颁布严禁抗议活动的公告，段祺瑞却绕开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下令坚决对此予以镇压。然而学生团体和社会各界并没就此罢休，而是越挫越勇，不少工人和商人相继罢工、罢市以响应声援学生爱国运动。

    还在衡阳驻防的师长吴佩孚自然也按捺不住，自从电告全国他的“三大政策”和“五不主义”后，声明蹿红全国，被好多人都视为新一代的救星，现在的他也是趁热打铁，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而且还坚定地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丧权辱国，不如纠结全国之军民背水一战。如国家急难有用，某愿率部作政府后盾，愿时时为前驱。”在得闻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大肆逮捕时，他公开声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这些学生尚且能不顾自己的生命，为国家、民族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政府最好尽早释放学生，否则众怒难犯。”

    在“五四运动”的风潮中，吴佩孚的豪言壮语和情理之言深得国人的赞同和激扬，他的话语被国内各大家报纸刊载后，不少学生、市民和工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并因得到他的言语和精神上的支持而奋勇直前。在爱国光环笼罩下，吴佩孚及直系声望剧增，而段祺瑞和皖系却因对帝国主义一而再的妥协退让，对爱国学生的镇压弄得声名狼藉。这样带来的直接效果是“段氏名声，至是扫地无余”。与此相对应的是1919年上半年间，不少市民和工人都让自己家里的男丁投入吴氏门下，直系所掌握的兵力从5个混成旅扩大为9个混成旅，共计10多万人。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一伙决定一待有好时机，就与段祺瑞决一雌雄，问鼎中央政权。

    “芝泉这小子真是自取灭亡，倒行逆施到这番地步，实在无药可救，也别怪老兄没有再三提醒你，是你小子太自以为是。”冯国璋到处奔走，与自己在北京的一些部下窃窃私语，鼓励士气，确定对策，而且还联合北方的张作霖、南方的陆荣廷、唐继尧一伙暗通款曲，一同倒皖。在他看来，“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是时候与段祺瑞一决雌雄，不然中央政权还会被他阴魂不散地把持。

    张作霖这个东北胡子（马贼）靠残杀同道中人来取得清廷的信任，然后又在日俄势力聚集窥伺的夹缝中两面讨好，终于从一个曾经沿街乞讨又卖过一段时间狗皮膏药的小贩子成了现如今手握雄兵于关外的一方诸侯。得知冯国璋有意拉拢他对付段祺瑞，这人雄心勃勃地也想冲出关外，再与群雄逐鹿中原，因为就是先前不甘心贫穷落后的野心让他有了现在的地位，在他看来，野心真是穷苦人翻身的灵丹妙药，但野心终究是野心，野心是会膨胀的，是能促使他永无止境地追求权位富贵。现在这个冲出关外的机会终于来了，张作霖兴致勃勃地从沈阳出发，南出山海关，到北京与冯国璋商议联合讨段之事，当然还包括胜利后的分羹。

    可这张作霖刚准备入关，就收到内阁总理勒云鹏的密信，说是徐树铮已经准备好了刺客，就布置在北京、天津火车站，等着雨帅（张作霖字雨亭）去送死。张作霖这人很相信自己是个福大命大的人，对于勒云鹏的忠告仅表示“相当感谢”，然后又发布声明，说随时准备“清君侧”，诛奸佞以保卫国家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