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浩气荡人间(三)(第1/1页)日晕第二部
我请求辞职,还在于自己品德上存在问题。古人对君子品德要求极高,认为须“仰之弥高,钻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们今天的党政干部包括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在道德上的要求远不如古人所说的君子。以前大家公认我是一个历史清白的楷模,在我向组织上交代了自己与叶如云的感情经历后,组织上未加追究,但是,我对自己却无法宽恕。我与叶如云是真心相爱且已发生了亲密行为,可是,当叶如云遇到暴徒的强奸,心灵在滴血,精神在崩溃,最需要我给予理解、抚慰和关爱的时候,我却无情地离她而去。虽然其中有些误解和外部的因素,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主要是不敢承受世俗观念的压力,不愿在仕途上因此受到影响。一个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前程而逃避责任、抛弃爱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去领导、教育别人?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芒,也能透视尘埃的污垢。
如果说我对叶如云的死负有简接责任的话,那么,我对杜莲英走向隋落就有直接的责任。我从起初就不爱杜莲英,只是迫于她父亲是我的老领导,加之我也希望借她父亲的权力鱼跃龙门,才勉强与她结婚。婚后由于感情不合,我与她长期冷战,缺少对她正常的交流、教育和约束,才使她一步步走向深渊。不要说我是她的法定丈夫,即使是她的一般同志,也必须尽到应有的责任,可是,我没有做到。
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的品德,不能像目前流行的那样只看其政治表现和工作表现,因为这些都是可以修饰或伪装的,而对亲人尤其是家人的所作所为却是相对真实的,可谓细微处见节操。我先后伤害了两个爱人,两个家庭,透视出了我内心深处的卑下和不负责任,而长期以来却戴着正经、清白的光环,这使我常处于自责与愧疚之中,也对社会形成了负面影响。
我请求辞职,还因为自己政治思想上的摇摆与杂乱。毋庸置疑,受党多年的教育,我不能说自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这种信仰是不坚定的。在我的思想体系中,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大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尤其是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哲学影响颇深,因此,我的最高追求就是做一个清廉勤政的人民公仆。我对现在党的指导思想有时比较疑惑,不明白在指导思想前为什么要加“主义”、“思想”、“旗帜”、“重要现论”、“科学发展观”五个定语,倘若经历五个领导人新加五个定语,那么,冗长的定语更会使指导思想模糊不清,这是不是缺乏自信和形式主义的表现呢?窃以为,“指导思想”前的定语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式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让人民当国家的主人,这是《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早就写得清清楚楚的。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中,针对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王朝兴亡周期率”,认为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那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对政权有真正的监督权。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应该是值得反思的。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他们面临着有毒的空气、土壤、粮食和各种伪劣商品的威胁;他们面临着诚信的缺失、民风的败坏、正当权利的空壳化,而这一切都源自党风的腐败。每一件腐败案难道不都是对人民劳动成果的侵吞和权利的剥夺?每一个腐败者难道不都是把自己当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庆幸的是新的党中央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正在从具体措施和制度层面解决问题。我相信只要经过实事求是的、持之以恒的改革,我们的党和国家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人民会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主人,过上美好幸福的日子。
尊敬的黄书记,我上述这些话之所以要到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在辞职报告中向您和组织说出来,是因为多年来的风气使我没有机会、没有勇气坦言心声,如若在临死前都不敢剖析自己的灵魂,不敢讲出真话,那我就不配做一名共产党员,不配做一个男人,在九泉之下都会遗憾不安。有些话可能是错误的,但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无需掩饰也没有时间考虑掩饰,还请您能够理解原谅。
明天上午我就要上手术台了,我办完了自己应办的事,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是死是活,我都无憾、无愧。最后,我以屈原的两句诗作为共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祈盼接受我的辞呈。
敬颂
夏祺!
薛夕坤
癸巳蛇年端午节前夕
黄春江看完薛夕坤的辞职报告,车已到办公室楼前。
他把这份辞呈放在办公桌前,心潮难平,感慨良多,一连抽了三支烟,在辞呈上作了批示。
请省委各常委和省政府组成人员阅。
薛夕坤同志的辞呈是否批准,尚待常委会集体讨论。他在辞呈中对自己灵魂的解剖和对党风的评说,虽有偏颇和商榷之处,但情真意切,坦荡磊落,振聋发聩!掩卷细思,浮想联翩,倘若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向党敝开心扉,严格解剖自己,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我们的党何愁长兴不衰?我们的人民何愁同心同德?
请各位阅后坦陈己见,由省委办公厅汇总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