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0 秀才公】(第2/3页)明鹿鼎记
基的影响，也相当深。
《太平广记》引《羯鼓录》：“……琎尝戴砑纱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随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
唐代南卓《羯鼓录》这一段，写的是宁王李琎随明皇游幸，明皇摘下一朵木槿花，放在他的绢帽上，他使用羯鼓打奏《舞山香》，帽上之花竟然没有坠落。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亦有相似记载。
宋代杨万里《庆寿口号》：“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芍药牡丹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可见，男子簪花的风俗，在宋代已经极盛。这与唐明皇为宁王簪花之事，是有极深的联系的。
影响男子簪花的一种风俗——茱萸会（重阳节）。
至少在汉代，茱萸会已经出现。
茱萸会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葛洪《西京杂记》：“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汝南恒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今世人九日登高是也。”桓、费均为东汉人。
事实上，在晋代，茱萸会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风俗了。
“晋代周处《风土记》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唐代，茱萸会有了新的变化，菊花的角色变得重要。
《御制佩文斋广羣芳谱》引唐代李绰《辇下岁时记》:“九日，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甚。”
从佩戴茱萸，到簪花，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怀间、胸部，大致与佩兰佩玉的形式相同。
汉代的茱萸会，所佩茱萸，大致也在腰间，或系于臂上。
汉代起源的茱萸会，其特征是：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长寿（辟邪）。
唐代“簪戴茱萸和菊花现象”更加广泛的出现在了社会活动当中。簪花和簪戴茱萸，是有文化内涵的重叠的。
南北朝，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佛教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
与其它国家相比，西域诸国受到印度文化影响很深刻。
汉代形成的佩茱萸、饮菊花酒的茱萸会，在经历“插茱萸，及重阳节使用菊花代替茱萸”这种中间状态之后，形成了“男女鬓插菊花”的现象，这是男子簪花之俗的直接根源。
但男子簪花在唐代的兴盛，又不完全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行为，而是南北朝时，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后，又经过唐代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并赋予了独特的含义），而逐渐在全社会流行的。
在唐代的正史中，我们找不到男子簪花的记载。可见，在唐代，男子簪花不是主流的文化要素。
但《全唐诗》及唐代的风俗笔记中，对唐代簪花风俗的描写，还是可以看出唐代男子簪花文化的轨迹。
“年少才俊”成为簪花男子的特征。
明陶宗仪《说郛》引唐代李淖《秦中岁时记》云：“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
探花使是唐代新科进士赐宴时，采折名花的人，常以同榜中最年少的进士二人为之。杏花，也就有了及第花的文化内涵。
唐代郑谷《曲江红杏》诗：“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这种及第游杏园，也变成了一种意象，成了以科举为人生唯一出路的文人的思想胎记，无论这些文人，是科场失意还是得意。如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尽长安花。”崔道融，《春题二首》“青春未得意，见花却如雠。”
唐代皇室，不仅出现男子簪花，而且也对自己喜爱的大臣赐花。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故学士苏颋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
能获得统治者所簪之花，是臣子所光荣的事情，因为它标志着簪花者具有“才俊”的含义。
这种皇帝对臣子的赏赐，从唐开始，一直到明末，除了元代以外，均有记载，尤以宋代为最盛。
这种荣耀感，正是男子簪花文化兴盛与消亡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民间男子簪花的风俗，与唐代上层社会宴饮风俗相同。
大多数情况之下，唐代诗歌中，总是把男子簪花，与饮酒相结合。
李梦符《察考取状答》：“插花饮酒何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
张泌《酒泉子》：“咸阳沽酒宝钗空，笑指未央归去，插花走马落红，月明中。”
黄滔《断酒》：“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丝管合时思索马，池塘晴后独留僧。”
有时还直言喝醉：崔道融《春题二首》崔道融“路逢白面郎，醉插花满头。”
杜光庭（一和郑邀）《山居三首》：“夏狂冲雨戏，春醉戴花眠。”
可见在当时，宴饮与男子簪花，是两项有密切关联的活动。这正说明，男子宴饮簪花，是茱萸会的发展。
中国对节日的庆祝，大多与宴饮相结合，这也就决定了宴饮习俗与节日习俗结合的紧密。所以，簪花之风，也就从一种节日的风俗，推而广之，逐渐在其它有宴饮的节日中出现。
重阳节的茱萸，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佩戴，变成了簪在头上。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是年十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
卢纶《九日奉陪侍郎登太白楼》“茱萸一朵映华簪。”
人们把菊花插在头上，代替茱萸。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
赦免或处死犯人时，狱卒簪花。
《宋史》卷六十五：“（绍兴）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我冤。”
《梦梁录》卷五：“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理寺帅漕两司等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
簪花风俗在宋代，达到鼎盛。簪花风俗在官场非常流行，而且已经制度化、礼仪化，并在正史中有记载。
“绍兴十三年三月三日，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
“须臾传旨追班，再坐后筵，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等花，各依品味簪花。上易黄袍小帽儿，驾出再坐，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
《铁围山丛谈》卷六：“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
牡丹已开，皇帝游幸皇宫附近的金明池簪的是宫花（绢帛做的假花）。但皇帝更喜欢一尺多大的真牡丹，姚黄因其色与形是被认为只有皇帝才能簪戴的花。但是也有不簪花的时候。
检《会要》：“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
中兴以后，宋皇为了笼络人心，把许多原本只在官僚最上层才能被使用的东西，也逐渐向官场的下层延伸，簪花就是其中一种。但所簪之花的种类，根据官员品阶高低和官职的不同，而分等和类。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梦梁录》卷六“其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宰臣枢密使各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自训武郎以下……并依官序赐花簪戴。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杂剧色、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转动。诸司人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
可以想象，那些在书本中很严肃的宋代士大夫，把彩花戴在头上，而人们按照他们插戴花朵的颜色、大小、质地的不同，而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的情景。
宋代，国家虽久经战乱积贫积弱，但统治者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缺乏汉唐朝廷的励精图治精神，贪图安逸纵情享受。簪花作为一种在宫廷和民间都十分广泛存在的风俗，因为宋代统治阶级的推广，又被赋予了奢华内涵。
“（司马光）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簪花在宋代，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符号。
宋代皇帝赐花，已经形成一种制度，比唐代的记录，更加详细，而且赐花已经礼仪化。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立，内侍进班奇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屹，复升就坐。”
由这按部就班的礼节，可以看出，宋代的赐花，已经从唐代皇帝表示对臣子的宠信，变成了一种礼仪。
唐代时，菊花已经成为了祝寿的重要角色。
《新唐书》“凡天子飨会游豫。为宰相及学士得从……秋登慈恩寺，献菊花酒称寿。”
从《宋史》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簪花在拜寿中是一个重要角色。
《宋史》卷九十九:“导驾官自端诚殿簪花从驾至德寿宫上寿，饮福称贺，陈设仪注，并同上寿礼。”
卷一百一十二：“是日早，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听宣庆寿赦。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文武百僚文德殿拜寿称贺。”
卷一百三十：“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用乐及簪花。”
这正与晋代葛洪《西京杂记》中所言的“令人长寿”，有文化继承关系。
所簪之花的种类有：生花和象生花。
生花，就是真的花；象生花，就是假花。
姚黄是牡丹的一个名贵的品种。宫花，就是象生花。
虽然生花价格昂贵，但宋人还是最喜欢生花，遇到辽国使节，才装模作样佩戴绢帛制作的花，表示节俭。“遇大辽使在庭，则内用绢帛花，盖示以礼俭。”
据考，所簪之花有木槿花、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样式。
象生花，也称彩花。一般用罗、帛、绢制造，还有用通草（通脱木）制作的花。
《水浒传》第五回：“鬓傍边插着一只一枝罗帛象生花。”
生花，并非一年四季都有，且容易衰败变色，价格昂贵，所以人们使用假花代替。象生花，样式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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