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2 祖大寿很生气】(第2/3页)明鹿鼎记
观大王。
“怎么？小宝，你不信为师的判断吗？”孙承宗见韦宝露出疑惑的表情，遂道：“这些话，为师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对你才说的，你在外面可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起。”
韦宝急忙正色道：“是，恩师请放心，小宝绝不对任何人说起，便是亲娘老子也不说。”
孙承宗点点头：“为师绝不是危言耸听！倒不是十几万建奴有多厉害，他们人手不足，所以要不断掳掠汉人过去，其实就算不理会他们，他们的发展速度也上不来！为师担心的是大明自己随时要崩溃了！辽东和东江没有了内地的粮食供应，首先垮台。建奴得了辽东和东江，朝鲜和漠南将再无掣肘。以朝鲜人的战力，五千建奴铁骑就足矣长途南下，一个月之内就足矣取下他们的王城！以朝鲜君臣的胆子和气节，必然立刻投降，到时候建奴将再无后顾之忧，来年必然大军西进！一举收取科尔沁草原各部，击垮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届时，大明关外将尽皆是建奴之地！若大明北方各地的天灾再严重一些，恐怕大明京畿都不稳了！你明白吗？”
韦宝哦了一声，这才知道原来孙承宗是这么想的？推断的倒是很不错！只是你未免将辽东和东江想的太不堪了吧？
历史上东江直到毛文龙死了，还挺了好几年呢，好像1635年才归了建奴。东江亡了之后，朝鲜才在次年被建奴收服的。接着漠南也被彻底打趴下。
而辽东一直坚持到大明京师都被李自成攻占仍然在的好吗？
所以，孙承宗的推论也不是完全正确。
不过，韦宝仍然很是佩服，毕竟自己是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从历史的宏观微观双向来看，根本是上帝视角。
而孙承宗完全是出于个人判断，这已经相当精准了。
“恩师说的有理，可朝廷的人和地方上的守军，似乎没有看的这么危机呀？这可怎么办才好？”韦宝问道。
孙承宗长长的叹口气：“为师也时常为这事感到烦闷不已！的确，绝大部分人不觉得形势已经如此危机了，仍然做着中央大王朝的美梦，仍然觉得四海升平，小小的天灾人祸都只是暂时的。仍然觉得只要江南不出乱子，大明朝不会伤筋动骨！可他们却不知道江南的税赋是靠不住的！”
大明中央的财政拨款到了明末这个时期，最后占了很大比例。
那么银子从哪里来呢？江南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自然主要来自江南。
江南不会有天灾，不会有建奴，也不会有老百姓造反，所以只要江南没事，大明上上下下都不会觉得问题有多大。
因为江南的赋税收入占了明代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江南的税收得起来，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多一些。
苏州府一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一些偏远地区的布政司的收入还多。
南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多，就是所谓的“江南重赋”，官田的租额要远远高于民田的赋。
其实官田和民田都是私人占有的土地，只是历史上官田是宋末贾似道收购的宋代的国有土地，其地租很高，到明代的时候就延续了原来的租额。
到正统年间，很多官田就因为天灾或者重赋等原因被抛荒或着以“飞洒”“诡寄”等方式隐匿了。
这样一来官员为了达到“原额”就不得不将多余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土地上。
如此循环下去，官方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剩余的土地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赋税。长此以往是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朝廷也很难收税了。
所以正统年间开始有所谓的“周忱改革”，简单来讲这次改革就是不再区别官田民田，把赋税按照田地的肥瘠程度划分等则，以一定比例征收田赋，而且田赋的征收是以银子为结算手段的。
从正统年间开始，以江南地区为主的财政改革就逐渐展开了。
大体的趋势是实物折银，赋税的税种逐渐减少，实际上就是把赋税之外非法加派的杂税也算进去合为一种税。
同时劳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银子结算，以每户所拥有的土地作为缴纳多寡的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改革开始无意识地出现一种“量入为出”的观念，官员每年需要预估本年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这个额度征税。
正统年间到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内容。
所以，与其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的发明，不如说只是张居正对之前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承认，或者说是张居正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之后，继续推行罢了，并不是张居正的首创。
实际上，明代的财政体系到张居正的时候已经较为完善了。
可惜万历三大征，加上后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饷，在原有征税的基础上又增加赋税。地方不堪重负，农民暴动和奴变此起彼伏。
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盐法败坏，与盐法息息相关的钞法也很早就废弛了。
大明的财政收入刚开始比宋朝前期是高不少的，但是宋朝中后期的盐酒茶税上来后，明朝收入就低于宋朝了，但差距也不大。
收入低于宋朝的原因主要是明朝的赋税长期不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
明朝的财政收入从朱元璋到朱棣时期是有增长的，但从永乐后期开始就有下滑迹象，到了宣德改科之后基本是出于稳定震荡的，直到明末涨税。
明代的国库并不只有太仓库，太仓库还可分银库及粮库，通常说的是银库，事实上光北京的库所就可以数出几十个，主要的外库储银库即户部太仓银库，工部节慎库，兵部太仆寺常盈库，名义上隶属于礼部的光禄寺银库，这些库所是北京收银贮银重要地点，其中太仓银库是岁入白银最高的。
而即使是太仓库，在明朝后期岁入也突破了千万，最后几年更是年年岁入两千万两白银以上。
明朝自己有个税目就叫商税，含义很狭隘，明朝商税税率很低，所以没什么商业税收。实际上明朝商税种类不少，而且种类是有增长的；且税率大多是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之类的当时的通行税率，不存在说定低了。
明朝收不上来税纯属技术问题，或者说是自己作死。
北宋是中国白银产量最高的朝代，也是中国白银存量较高的一个朝代，不过由于一系列原因，在宋末尤其是元朝，中国有大量白银外流，因此造成明初白银价值居高不下，一两白银价值高的时候可以换四五石米。
所以可以看出，明初商税并不低，那么为啥明初永乐及永乐之后商税就走低了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宝钞崩溃以及后续政府的财政操作混乱导致的。
明朝前期财政岁入明显优于宋朝前期，不过由于北宋后期财政的增长，有不少是过度收税及通货膨胀，如果减去这些不合理增长，增长幅度也不是特别大，毕竟是农业社会。
而明朝财政长期无增长甚至是下降，后期超过但也不多。
明朝中后期财政收入没宋朝多，原因主要是自身宝钞崩溃和财政思想保守。
但看粮食收入就能看出明朝经济明显强于宋朝，宋朝粮食收入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二，差不多也是两者亩产的差距。
明朝的财政崩溃了，是灭亡的最大问题。明代田税长期低税率，但并未给国家实惠，得利者是官僚，田地低税率于农民而言区别不大，该高还是高，因为地主才是其依附者。
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获得低利率贷款，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只能是一纸空文。
明末民变与三饷互为因果，环环相扣。
募兵加剧负担，而欠饷又加剧兵为匪。
可知，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了，军事上的兵员是足够养兵的，那么军事守住了，明朝也就不会有农民起义，其流民安抚了都。
“为师不担心你拿到了这么多的人口之后会守不住辽南，只是担心你只是老百姓的身份，没有朝廷的支持，你无法负担这么大的人口吃饭问题！”孙承宗语重心长道：“小宝，为师不瞒你，现在朝廷有很多人攻讦为师，急于要将为师赶走！为师至多在辽东待到今年年底了。”
“恩师不必过于焦虑，就算恩师被迫下野，也能让其他人看明白辽东离不开恩师，换了谁，都不会比恩师做的更好！”韦宝诚心实意道。
因为从孙承宗能看出财政与边事的关系，韦宝就已经很确定孙承宗是历史上难得的帅才了，元帅与将军不一样，大将军稍微懂一些政治经济就行，主要还是军事上过硬！
而元帅主要会看形势，掌握各时机，制定总体战略，这些，都要远比具体的军事才能重要，显然，孙承宗人家就具备帅才。
不过，韦宝不会纠正孙承宗的这些判断，甚至恨不得为孙承宗的悲观判断推波助澜才好！
因为韦宝能看出来孙承宗对于自己也是有提防之心的，毕竟一下子得到这么多的人口，自己又不是大明官场的人，光用自己打算科举，打算走大明官场之路，恐怕难以彻底拉到孙承宗的信任。
而孙承宗将形势看的越悲观，越有可能做出很多违背了常规手段的事情，比如这次强力相助韦宝获取几百万辽民的事情。
孙承宗听韦宝能这么评价自己，很是欣慰，笑着点头道：“只有小宝你最懂我！我此前与人说起恐怕会归隐，他们都是坚持不信，只有你是从恩师下野之后看问题。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人，你是懂变通的人，世上最难的便是变通二字，要看到已经不易，能看破，更是奇才，小宝，你便是奇才呀。”
“恩师，这万万担不起的，我自然也希望恩师能健健康康的，一直为朝廷出力。恩师说的不错，大明最主要的是财政问题。依着我看，从万历年间就开始衰败了。而从体制来看，在于财政和党争这两方面，党争是表象，财政问题则是更为深层原因。税收政策是低农业税且士大夫免税，其他税种没有明确的征收渠道，比如皇帝可以自己派太监去收矿税，茶税，这些税种没有征收系统，所以一旦地方和中央的利益集团反抗，结果就是停征。大明的朝廷穷，农民穷，缙绅富。有朝一日朝廷能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府控制出海贸易，不断的养肥盐商，然后割盐商韭菜等等，大明的财政就能有起色了！”韦宝道。
孙承宗吃惊的看着韦宝，若是说此前，只是为了能从韦宝那里弄到钱粮支持边务的话，只是功利性的收韦宝为弟子，现在的孙承宗则是真的已经完全接纳韦宝这个弟子了，甚至觉得收韦宝为弟子，这是他一生当中，有可能的，最大的幸事！
“小宝，为师说你是奇才，你果然是奇才，这番看法，又比老夫高明不知道高出几何了啊！”孙承宗高兴的哈哈大笑道。
韦宝微微一笑，急忙谦虚了几句。
这不算什么，孙承宗这个时代的人，只能往前比较，拿大明跟大宋比。
但是韦宝却能拿大明跟满清比，雍正的改革还是很成功的，一举解决了许多税务上的弊端！
从制度的有效性，到执行力，满清都比明强的多，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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