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52 韦爵爷为朝廷弄钱的计划】(第2/3页)明鹿鼎记
甚至因为食糖大量出口而广泛种植甘蔗。
此举也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产生了影响。
明末海商从菲律宾引进的拉丁美洲作物，包括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花生、辣椒、番茄等，不仅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还丰富了饮食风味。
而且隆庆开海也为外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引入带来了便利。
所谓“隆庆开海”其实只是顺水推舟的将名存实亡的“海禁”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已，本质上是顺应自由贸易的时代潮流，任何一个正常的朝代都会做。
所以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举措，仅仅只是回归正常的罢了。
涂泽民于隆庆元年申请开海禁，允许海商前往东西二洋贸易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说到朝廷何时批准这一申请的。
包括后来的万历年间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也只提到涂泽民于隆庆初年提出开海一事，也没有说朝廷具体何时批准的这一申请。
于是隆庆初年，前任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西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庆开海”的地点，大多数人可能潜意识里就以为海澄县的月港就是首选地点，其实并不是，当时考虑的首选地点是诏安县的梅岭，但是因为土匪盗贼太多，阻碍道路交通，无可奈何之下才选择了月港地区。
从一开始的3000两白银，到后来几乎每年能给大明提供接近三万两的税收，收入十分可观，至于万历四十三年为何从29000多两降低到了23400多两，主要是因为万历派出税监高寀入闽横征暴敛，接受荷兰人的贿赂密谋出卖澎湖列岛，通倭外加拖欠大量商民财产还火烧一批民房镇压百姓合理诉求。
福建全省官民多次投诉，终于引起万历重视，于万历四十一年撤掉了高寀，并且为了安慰民心，下诏减免了三分之一的关税，并且后续四十三年又下诏减免。
万历四十一年，上采诸臣议，撤案珰还，诏减关税三分之一，漳税应减万一千七百。当事悉罢五关杂税，独以洋商罗大海之重利。即不减犹可支持，仅三千六百八十八两，然不可谓非圣世洪洞之恩也。
万历四十三年，恩诏量减各处税银。漳州府议东西二洋税额二万七千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今应减银三千六百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尚应征银二万三千四百两。
隆庆开海影响的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福建本地商民的影响；第二是对来华贸易的洋人的影响；第三是对大明政府的影响。
从第一点来看，福建本地商民在开海中是受益极大的一方，众所周知福建多盐碱地，很难依靠种植粮食致富，土地贫瘠决定了这方土地不会太过富有，但是开海之后对外贸易利润能达到十倍之多，于是福建本土百姓纷纷出海，哪怕是船引限制，也抵挡不住私人出海的野心。
大家前赴后继冲向致富的大海，不惧波涛生死，发家致富者不在少数，月港甚至因此被誉为“小苏杭”。
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墙为秣稆。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若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对于来华贸易的洋人来说，大明的开海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大明有着广阔的领土和数量庞大的人民，贸易需求很大，这也给了来华洋人发家致富的机会，每年少说几十万钱财的交易量吸引了不少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前来要求通商。
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跨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然则澄之舶政，岂非巡经国阜财，固强边之最便者哉！
当然了，也有洋人受到开海利润的诱惑打算通过非法手段强行滞留福建海面与大明百姓商贸，这就是荷兰人。
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来到广东海面希望能够通商，被广东地方政府拒绝了，于是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又到了福建海面，通过海商潘秀，郭震二人向大明政府请求滞留澎湖列岛与大明通商，再次遭到拒绝，但已经尝到贸易甜头的荷兰人打定主意不走了。
于是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上奏初报红毛番疏，详细解释了为何荷兰人不能滞留澎湖的缘由。
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东番、小琉球不远；二千里之海滨、二千里之轻艘，无一人一处不可自斎货以往，何河能勾摄之。渔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铁硝黄，违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设，而海澄无事关矣。
简单来说就是海澄进出的商船都有登记，可以凭此征税，然而澎湖这里距陆地不远，可以长期停留，假如在这里聚集形成一个黑市，那么国家海关税收从哪里来
而且假如这些海船走私违禁物品出海销售，亡命之徒们在这里购买违禁物品进行犯罪，又怎么办
这样的后果就是洋船不再前来商贸，国家海防等于没有设置，海澄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海关了，没有大明海关的事了。
所以为了清除掉在沿海取代倭寇肆虐的荷兰人，大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对于大明政府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财富的增加，每年多出来了接近三万两的额外收入，其次就是从日本以及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银，使得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且完全货币化。
嘉靖初年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而万历二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大量开采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对于这一阶段的大明财政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商人地位的逐渐崛起，以上述税监高寀为例，他来到福建后代表的是皇帝在此征收赋税，哪怕是横征暴敛，拖欠钱财，作为士农工商里最低等级的商人哪里敢和天子使者叫板。
当然了，那是以前的商人，开海之后这些商人在不能忍受欺压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署要求高寀还钱，虽然这件事因为高寀直接派人镇压殴打商人，烧毁民居，劫持福建都御史袁一骥的无耻行为下作罢。
但是大量商人敢于直面官府申讨公道，足以说明商人地位的崛起。
明朝其实始终都有官方垄断贸易，但民间是不能下海的，其他国家想与中国贸易必须称臣以后进行勘合贸易。
而隆庆开关就是在南方的几个部分地区允许民间交易。
由于民间开始可以安全的和外国做买卖，自然明朝的商业开始飞涨。
再加上明朝商业税比较低，经济发展很好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明朝离资本主义还差的远。
下至民间上至国家都没有那种意识，如果偏要说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就江南部分地区，而且最打脸的是清朝的乾隆时期也出现过“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乾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规模甚至规模比明朝更大，但是相比政治环境乾隆中后时期比万历更差。
即使乾隆时期商业更发达，由于政治更加腐败，相比万历时期从上倒下几乎都忙于剥削。
乾隆为了收取贡品，整个国家不但下面官员强取豪夺还变相的破坏了所谓的“永不加赋”，官员几乎把百姓盘剥压榨个光。
主要因为明朝的诡异式资本主义萌芽，在没有制度的支撑下，是很难出现资本主义，如后来清朝。
无论如何隆庆的开关为明朝财政增加收入，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隆庆开关后中外交流更加频繁。
这其实比简单的增加财政更大的影响。
来华的人越来越多。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为中国更完整的知识也是在隆庆开关后传入。
如红夷大炮，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学。从1607到1628之间就翻译很多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印制了“坤舆万国图”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本可以为整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但随着明政府政治越来越乱和其他各种原因，最后在崇祯时期，1627年到1644年，这段时期，又闭关了，对外交流减少。
明朝晚期其实经历了一个“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崩溃”的过程。
所以“隆庆开关”与明朝的覆亡，是有关系的。
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5亿两。
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海外各国欢迎，但是许多国家因缺乏明帝国必需的商品，无法进行商品互换交易，所以只好用白银来支付，以致引起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而明朝是“银本位”的国家。
白银的过量流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物贵银贱。
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
白银是一种稀有金属，但它本身并不是财富。
当数以亿计的白银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流入明帝国后，并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新的价值，更没有促进创新，而是被集中到少数商人与权贵手中。
而这些银子被他们用来兼并土地、购买房产，或就窖藏到地下。
这使得土地和房产价格变得异常昂贵，普通百姓根本就买不起，于是土地、房产进一步集中到权贵手里。
当明帝国出现”物贵银贱“的通货膨胀后，对外贸易开始萎缩，海外白银流入明帝国的动力开始下降。
于是在崇祯初年，完全关闭海关之后，就出现了白银流入不足的问题，导致明帝国迅速跌入通货紧缩的泥潭。
而这时真正要崇祯命的是张居正时期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规定把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一条鞭法在万历初年实行之后，确实效果相当好，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简化了收税成本，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带来了一线曙光。
但到了崇祯初年，面对白银不足，全面紧缩的经济。
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就会产生两个灾难性后果。
由于税赋需折成白银，农民必须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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