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章 丰富多彩的吃食(第1/2页)买宋
同时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南迁，长江流域一带的稻麦两熟制更加普遍。
不少地方的农民四月间“便饱吃麦饭”，但有的地区，如江西抚州“出米多”，“厌河蟹麦饭，以为粗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
信州玉山县“谢七妻不孝於姑，每饭以麦，又不得饱，而自食白粳饭”。
此外，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异时饥馑，得萝卜、杂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
“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他们的主食与北方人相同。
而在海南岛的话，“所产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
南方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上述事例说明南方人也并不单纯食稻。
至于蔬菜的话，需要说明，蔬菜在宋人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称“蔬亚于谷”。
在宋朝时的蔬菜品种就已经十分丰富了。
像是在两浙路的临安府，蔬菜品种有苔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芥、生菜、波棱菠菜、莴苣、苦、姜、葱、薤、韭、大蒜、小蒜、茄、梢瓜、黄瓜、冬瓜、葫芦、瓠、芋、山药、牛蒡、萝卜、甘露子、茭白、蕨、芹、菌等。
而在江南东路的徽州，蔬菜品种有芥、芹包括竹芹、水芹、蒜、葱、姜、韭、胡荽、芸台、苜蓿、颇棱菠菜、芦菔、百合、芋、牛蒡、茭首茭白、菌、笋、苏、枸杞、蒿、苦、苦薏、马兰、荠、苋、藜、蕨、瓠等。
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种有菘、芥、莱菔、乌葵、白豆、莴苣、芸台、雍菜、水靳、菠、苦、、东风菜、茄、苋、胡荽、同蒿、蕨、姜、葱、韭、薤、葫、冬瓜、瓠、白菱荷、紫苏、香芹子、茵、陈紫菜、鹿角菜、芋、枸杞等。
很多蔬菜也有不同品种，按菌谱记载，菌类就有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名品。
由此看来各地的蔬菜品种也有差别，而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尤其突出。
比如苏轼是四川人，曾写诗赞美故乡的元修菜，“点酒下盐豉，缕橙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自称“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
他的另一首春菜诗说，“蔓菁宿根已生叶，韭牙戴土拳如蕨，烂丞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
这里面还有南方因气候的关系，导致冬菜比北方丰富，宋朝时荤素调配的菜肴也相当普遍。
宋人沿用和发展了前代的腌渍等加工技术。
如开封夜市中出售者有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莴苣、笋、辣瓜儿等。
临安市中出售者有姜油多、薤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冬瓜、笋、茭白、糟琼枝、莼菜笋、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等。
当然，素食的发达当然与佛教也有关，少“士人多就禅刹素食”。
有一仲殊长老，“所食皆蜜也，豆腐、煤有奉、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唯有苏轼“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宋时已出现了素菜用荤腥命名的情况。
如素蒸鸭是“蒸葫芦一枚”。玉灌肺是用“真粉、油饼、芝麻、松子、核桃、莳萝”六种作料，加“白糖饴、红曲少许为末，拌和蒸熟，切作肺样”。
假煎肉则是用“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以油浸煎，瓠以肉脂煎，加葱、椒、油、酒共炒”。
而肉类和水产的话，也很丰富，宋人的肉食中，北方比较突出的是羊。
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肉”。
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
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即“市於陕西”。
大致在宋仁宗、宋英宗时，宋朝又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
宋神宗时，一年御厨支出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可见猪肉的比例很小。
宋哲宗时，高太后听政，“御厨进羊低俗作品请删除及羔儿肉，下旨不得以羊羔为膳”。
看来羊羔肉尤为珍贵，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
南宋时，产羊显然不多，“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人写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不过随着南北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京城汴梁的肉食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
像是欧阳修诗说，在宋统原以前，“於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河蟹无等差”。
自“天下为一家”後，“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溪潜细毛，海怪雄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虾鱼”。
尽管如此，苏轼诗中仍有“十年京国厌肥”之句，说明在社会上层中，肉食仍以羊肉为主。
仅次于羊肉者，当然是猪肉了。
就像早前说过，汴梁城外“民间所宰猪”，往往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
当地“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
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悬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
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应饮食店和摊贩。可见这两大城市的猪肉消费量之大。
当然，在宋代农业社会中，牛依然是及其重要的生产力。
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宰杀耕牛。
宋真宗时，西北“渭州、镇戎军向来收获蕃牛，以备犒设”，皇帝特诏“自今并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
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
如“浙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於屠杀”。
“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庖馔，恣啖为乐”。
鸡、鸭、鹅等家禽，还有兔肉、野味之类，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例。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产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汴梁城市场中出售盘免、野鸭肉、鹑、鸠、鸽、螃蟹、蛤蜊之类。
饮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兔、葱泼兔、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
开封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
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据说，淮南“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苏轼描写海南岛的饮食诗说，“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荐以熏鼠烧蝙蝠”。
鼠和蝙蝠肉也成为当地的重要肉食。
其诗又称“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鱼虾”。
南方的水产无疑比北方更加丰富和便宜。宝庆四明志卷，鱼类和淳熙三山志卷，，水族分别记录了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和福州的好几十种鱼类和水产。
地区性的肉食，如“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
可见，广东人吃蛇肉的习俗是古已有之，不过对于作者菌来说，真的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宋代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也有相当发展。
梅尧臣的糟淮诗说“空潭多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临安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倪家铺。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玉板、黄雀、银鱼、鲞鱼等。
大将张俊赋闲後，宋高宗亲至张府，张俊进奉的御筵中专有“脯腊一行”，包括虾腊、肉腊、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
在广南一带，“以鱼为，有十年不坏者。
其法以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
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这确是一种科学的腌渍方法。
而且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
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
他的河豚鱼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
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亦有人因食河豚而丧命。
除了河豚之外，类食品和“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
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从外地运的活鱼加工而成的。
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
由于它是风化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同时这类食品易于保存，所以很受大众的喜爱。
贵族之家制作的黄雀，是一种市面上不易见到的食品。
蔡京家里有三栋房屋，堆积着直至房梁的黄雀。
有位官员，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
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
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
此外宋朝时候果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都十分相当丰富。
像是北宋西京洛阳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三十种，杏有金杏、银杏、水杏等十六种，梨有水梨、红梨、雨梨等二十七种，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二十七种，樱桃有紫樱桃、腊樱桃等十一种，石榴有千叶石榴、粉红石榴等九种，林檎有蜜林檎、花红林檎等六种。
而在南方沿海的台州，其水果品种包括梅、李、杏、梨、莲、安石榴、枇杷、桔、金柑、橙、朱栾、柚、杨梅、樱桃、林檎、葡萄、栗、榛、椎、银杏、枣、柿、杨桃、瓜、木瓜、榧、菱、芡、荸荠、藕、甘蔗、葛、茨菰等。
福州出产的果品有荔枝、龙眼、橄榄、柑桔、橙子、香橼子、杨梅、枇杷、甘蔗、蕉、枣、栗、葡萄、莲、鸡头、芰、樱、木瓜、瓜、柿、杏、石榴、梨、桃、李、林檎、胡桃、柰、杨桃、王坛子、茨菰、菩提果、新罗葛等。
需要说明，宋朝时人们的果品概念还是与今人略有不同的，如藕、菱、莲之类，当时是作为果品的，可今人已不作为水果了，只是当做蔬菜。
此外，宋朝时称为“果子”者，是指桔红膏、荔枝膏、二色灌香藕、糖豌豆、蜜儿、乌梅糖、薄荷蜜一类食品。
而且宋代果品的地区差别比蔬菜更为显著。
比如梨以北方为上，名品有语儿梨、凤栖梨、金凤梨等，“最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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