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六章 宋时四百四十行(第2/2页)买宋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与“圈地运动”“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并要温和的多，规模也要大的多。

    史载，宋理宗时，土地兼并“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

    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场的土地约占耕地面积的20。这样的规模，已不能简单的以聚敛和剥削来看待了。

    当然，需要说明，宋朝对土地兼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控制“官田”加以调控南宋时官田约有2000万亩，通过颁布皇佑法等对地主的剥削加以限制，给“佃客”以国民待遇佃客成为国家“编户”，获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户口统计表明，“客户”已占全国人口的13。

    数量庞大的自由民的流动，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旺。

    正如斯塔夫里阿洛斯所说：”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

    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

    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

    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

    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

    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

    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

    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相当于今天的破墙开店。

    于是从此以后，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

    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

    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

    此外还出现了“牙人”经纪人和中介机构，赊卖信用担保、便钱务汇兑机构、邸店寄存、质库典当行业都出现并迅速发展。

    史载，东京城内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壮观，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

    东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阳、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遂州、汉州，闽广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州县城市之外，镇市、草市星罗棋布。

    宋朝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

    较大的镇，商税收入可以超过县城。

    比镇市更小的草市数量更多，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

    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栈等，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可发展成集镇。

    镇市、草市的活跃促进了城乡贸易与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州县为支撑，镇市、草市为补充的完整商业网络。

    宋朝政府通过收取商税和专卖收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

    太宗时一年商税收入400万贯，仁宗时已超过2000万贯。

    专卖收入在太宗至道时就达1123万贯。

    二者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主体。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

    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为繁盛。

    临安有户籍记载的人口在南宋末年为39万户，124万人此数不确，应该在200万左右，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中国通史记载，临安居民所用物品，多从外地运来。

    每天食用米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广等地。

    柴炭、竹木、水果来自严、婺、衢、徽等州，海鲜、水产则来自明、越、温、台等州。

    临安所需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均从外地运来。

    人们自豪的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

    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

    大街上买卖昼夜不停，每天早晨五更，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

    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

    临安城外数十里，也是店铺林立，交易繁盛。

    临安城内，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各种作坊，如碾玉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打纸作等。

    此外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顾召唤，如补锅、箍桶、修鞋、修伞、磨镜子等等。

    而且和今天一样，那时每天街上还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的“出粪人”，还有众多的货郎、小贩、送菜工等等，社会的分工已经非常细。

    临安市上有440行已超越360行的概念，如布行、鱼行、蟹行、销金行等，商户数量也比北宋时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