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四章 实例(第1/2页)买宋
在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就是夜郎的改土归流。
夜郎的话，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因为夜郎自大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
夜郎是哪呢，其实是贵州，因为在《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中的夜郎就是古代贵州的代名词。
书中记载夜郎是17个方国联盟拥戴的中心。
它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与今日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有内在联系。
怎么说呢，可以说从贵州有文字记载的2560年历史中，这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会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统治管理，政权建设，所以始终围绕了这个故事的主题，也就是“改土归流”这个焦点，演绎了血与火的历史。
在祖国的大西南，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地带之间，以横亘的苗岭山脉为分水岭，北有乌江流域流入长江，南有南、北生盘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沟壑纵横密布，群峰连绵不断的高原山地。
它低纬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边，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带。
的确，这里气候和土壤多样，雨水丰沛，物产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这里就是今日贵州的主体区域，世居着17个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这里也是古贵州的主体。
因此，《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古贵州的代名词。
“夜郎自大”这家喻户晓的成语把贵州与夜郎紧密连在一起，至今依然流传全国。
这一典故虽然讲秦汉时夜郎人被大山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夜郎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它的影响经沧桑而长存。
例如史学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这样解读秦汉时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种田人。
它们结成的社会是耕作骆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为主的农业社会。
他们生存的地区是野兽出没的林莽芒野，简陋的生产工具，只能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依靠集体力量与大自然进行有效的斗争，财产公有制，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故《史记》里称“邑聚而居，能耕田”。
按他们显露“风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这地区秦设黔中郡，汉改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图腾，反映了他们是父权奴隶制大家族社会，是封建领主制形成基础的。
到元明清演变为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的若干封建壁垒，割据分离局面使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缓慢。
夜郎在两周时代产生若干小国并在相互间形成初步联盟后，到西汉中期达到兴盛阶段，这群体方国发展到17个，汉王朝因其内部存在的联盟联系，将他们所在区域设牂柯郡，这区域是乌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
唐蒙上书汉武帝称:“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
说明夜郎国具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实力而成为盟主。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史记》、《汉书》中还记载，汉王朝诏封为王国者为夜郎，鉤町，进桑;确认且兰，漏卧，同并为候国。
这三王，三候封号存在时间较长，有的竟延续了四个世纪。
世居贵州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虽“俗无文字，刻木为契”缺乏文献述说源远流长历史，但世代口碑、传说、风俗，反映了与17个方国繁衍发展有内在联系。
所谓改土归流，狭义讲是指形成于元，发展于明，结束于清的贵州土司制度管理，变为中央王朝派流官来管理;广义讲，贵州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旦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统治者采用族政策，虽各个时代尽管有差异，但都离不开派流官来管理，或者利用当地土官来管理。
中央王权如政权更迭不休，或巩固困难，无力顾及，则土官会发展坐大，长期割据，影响中央王朝统一，必定对流官造成巨大威胁，争斗不可避免。
中央王朝战略眼光一旦看到这里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价值，必定对这地区加强开发，派军队镇压土官，加强流官管理，获取战略物资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割据，自雄称霸一方封建领主。
从有文字记载2560年贵州史中，我们领略了这个争斗焦点，也演绎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
在秦汉版图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当时对当数民族的称呼: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
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镇的定居农耕社会。
百濮东南沿海少数民族是移秆的半农半牧经济，匈奴、西羌是“随畜迁徒“的半农半牧经济，南夷定居农耕经济稳定，也带来人口稳定发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显赫的群体，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这便是派常安页修五尺道。
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云南曲靖，支线由汉阳县通鄨县到遵义贵阳一线，即今合江县、赤水、习水到桐梓去遵义贵阳。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古贵州设为黔中郡。以掌兵权的“尉”为一郡的最高长官，设郡临耒“察事”，皆有县令。
黔中郡各县受制于握有重兵的最高长官。
这是“流官”管理，为戎守和开发南夷，曾多次遣发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们都融进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
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修养生息换耒国力富强时期，南夷各地均处于自葆状态。
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的割据，实现统一，开发和管理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内属”“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意识信仰，不按内地制度强行改变世社会形态，土流并治。
《史记-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的吴霸、陈立、万年、周钦、谢暹等，便是汉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对于夜郎各部的“君长”“邑君”等大、小首领，汉中央仍加以承认，任随他们按原有习惯掌握本部事务，保持他们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数首领以武力破坏统一，制造骚乱，则用重兵镇压或者诛杀其君长、首领。
如治南夷时用兵镇压了夜郎中一些顽固势力，诛且兰国君，陈立太守诛夜郎国君王兴。
不料，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除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
由于叛乱规模较大，陈立奏请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与都尉万年等分头攻击叛乱者，“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国此后不复见于记载，其政权在此时绝灭。
夜郎王国的灭亡导致了夜联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后原联盟成员多散而不聚。
陈立太守诛杀夜郎王兴及斩翁指的消息传开，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劳吏士”，他们怕恐不安地表示继续臣服于汉王朝。
鉤町王国未能取代夜郎王国而成为新联盟盟主。
但它国的势力向牂柯、益州、郁林三郡交接地带扩展，成为“三边蛮夷”的核心。
新莽时期王莽改变汉制，施行错误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
“五威将帅出，改鉤町为候”引起当时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
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遗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鉤町。
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
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到了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
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
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
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到了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
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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