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九章 挑战(第2/2页)买宋

民的重任，正所谓“苗彝新附之地，尤当诱之以诗书，使其勉强礼义而不敢为非。”

    清代入泮者确实有不少新近入籍的原住民子弟，雍正十年1732，贵州学政晏斯盛提到大定府亲辖地有许多“目、夷”列于学宫，“尤明于顺逆之义”，随从太守赴军前讨贼……

    平远州有“苗民”九种，“不拘愚智，但年幼者，俱解从师，近列癀宫者颇众。”

    威宁被描述为“汉夷合一，文教顿兴”，康熙四十年1709，佟铭迁府学时，“自总镇、副守、厅学、举贡，以及汉民苗夷之有志学者，咸赞励以光其事。”

    到雍正年间威宁府改州，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以该处“向学之士不少”，建议“仍准进学二十名，免其减额。”

    据乾隆黔西州志，当时各种族类都有“入泮”者，因此该书称

    黔西旧属夷地，种类非一，语言文字概不相通。我朝改土设流，建立学校，文教大兴，习俗丕变，冠婚丧祭渐循于礼。

    道光大定府志同样提到罗罗、宋家等族类进学的情况。

    虽然方志编修者们的言语难免夸饰，但改流后王朝教化对地方社会的日益渗透却是无庸置疑的。

    彝文献对此亦有所反映，如麻博阿维家的一支迁到水西阿哲家的地盘后，“取了汉姓，在清康熙年间，读汉书，使用汉文，一度有功名，中了举，做了汉官。”

    随着科举制度在黔西北的推行，在新的制度下具有更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也开始成长起来。

    许多接受儒学教育并获得功名的士绅，就是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土目的后代，但也有一些普通土民在成为绅士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扩大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例如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自康熙年间起便全面学习汉人的语言、风俗、礼仪，“制造”本家族的汉人身份，不断子孙不断进学，翻开黄氏族谱光绪9年抄本，贡生、增广生员、廪膳生员、附生等比比皆是，举人则有黄显庸、黄思永等。

    在走向士绅化的过程中，黄姓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利用这一身份扩张势力，向地方豪强如土目挑战，争夺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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