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章 完备(第2/2页)买宋
联于囹圄”。
在“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的酷刑之下，“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各级司法官员只有审案拟罪的权力，定罪则要视犯罪轻重和犯人的身份等级，逐级上报主要长官以至君主裁定，才能终判执行。
在这方面，也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上计制度。
其次是职官管理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继从世卿世禄制过渡到官僚制，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关系的基础上的，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虽然还是按等级划分，还是拥有不同特权的大小贵族，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身份来行使权力，而是以君主臣仆的资格来进行治理，因此，必须对职官管理制度进行某些变革。
所以有了官吏选拔制度
世卿制逐渐衰微，官僚制兴起，使官吏选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两种制度的交替衔接是经过相当长的演变过程的。
世卿选官制度在很长时期内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保存下来，只是处在逐步彼削弱被取代的过程中。
例如，在战国后期，鲁仲连劝燕将投降齐国时说:“裂地定封，富比陶、卫，世世称孤寡，与齐永存”。
可见，在当时世袭制度依然存在，虽然已经有许多人被剥夺了世袭特权，但这种特权毕竟还是当时官僚追求的目标，世袭者在某种程度上还享有优先被选拔的待遇，但已经不是出任公职的唯一资格了。在
保留这些旧制的同时，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选拔官吏的方法，比较主要的有荐举、学校、游说自荐、招贤、军功、任子、吏胥等不同的选官途径。
荐举之法有其初步兴起以至被普遍采用的过程。
齐桓公时鲍叔牙推荐管仲，秦穆公时公孙枝推荐百里奚，还是作为一种个别的特殊情况，虽然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君之所审者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作为国家治理的“三本”，以德、功、能作为推荐的标准，但这也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初步探索，战国中期以后，鉴于被荐举任官的人多能称职，这种荐举才渐成为制度，规定朝中大臣和郡县主要长官应定期向君主推荐人才，量能以授官，并实行荐举连坐。
学校在西周时就已经成为一种选拔人才的途径，许多没有继承权的“士”，通过官学取得任官资格。
春秋战国时期则在官学的基础上发展起许多私学，私学子弟凭才能也可以入仕，孔子弟子3000，许多人到各国为官，有的还受到重用。
但毕竟私学不能直接入仕，弟子们还是主要凭自己的才能游说自荐。
孔门大弟子子贡，曾游说各国，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学到的知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政治影响，“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亦得到重用。
这种上书游说的自荐，成为非宗法性的士显名建业、实现抱负的可行捷径，以至在战国时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其中被擢为大臣、声名卓著的有荀况、商鞅、张仪、苏秦、李斯等人。
这些士的能量很大，“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引起许多国君的重视，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筑黄金台，“士争凑燕”。使“燕国殷富”。
各国“设官职，陈爵禄，而土自至”。
士是以自己的才能和取得的业绩博取到重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功授官。
因为“功”比较容易看到，以此为标准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因此“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功在军事上最好表现，各国多以军功提拔人才为将领。
至秦商秧变法后，更明确规定了军功入仕制度。
在官僚制度中还有世官的遗存，主要体现在荫及子孙方面。
在云梦秦简中有“葆子”这一名词，奏简整理小组认为与汉代的“任子”一样，虽然目前尚有争议，但从秦简中所见爵位世袭和史记》所载“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王翦之子责、孙离也因家世为官的情况来看，这种荫子制度应是比较普遍的。
至于等级和俸禄的话。
世卿世禄等级制度在春秋时期仍然存在，“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根据等级裂土分封，按级别高低分别享有不同政治特权和物质待遇，并且世袭罔替。
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当时也开始形成新的官僚等级制度。
官僚等级制度源于世卿世禄制，但又有所不同。
充当官吏的虽然还是大大小小的贵族，但已经不是世袭，他们“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
在这种君主臣仆的特殊雇佣关系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
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他们的命运”，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官吏除了不能世袭之外，还可能随时受到升迁罢免，上下沉浮，而且享受报酬的形式也不再以土地作为标准，而是改以实物作为支付的手段。
当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决定了这种实物主要是粮食，因此官吏的俸禄和等级基本是以粮食多少来划分的，列国计量单位主要有石、盆、钟、担、斗、斛等，以不同的重量来划分等级，如秦、燕等国有五十石、百石、三百石、五百石、六百石等级差。
在以粮食作为俸禄支付的同时，对一些功高位重的人还要增加土地的租税收入和一定数目的货币，如年俸黄金百镒、十镒、百金、千金等。
有关这些粮食和货币支付的等级、数额、级差等均已逐渐形成一定的制度。
以及考课和奖惩。
天因为下政务纷繁，由大小官吏分级分职处理，君主则高踞于上而驾驭操纵之，为了对下实行有效控制，“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于是逐渐建立和健全了考课和奖惩制度。
“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当时实行的年终考评制度，也称为“上计”，即群臣在年终时，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有关事务，诸如垦田赋税、刑罚治安、武器装备、财政支出、户籍数日、属吏治状以及监狱在押人犯等情况，写在木卷上汇编成簿册，称为“计簿”。
从秋天开始，基层官吏开始向上级官吏送交簿册，接受考核。
成绩优者，上级官长给予褒桨;成绩劣者，收回官印并施行杖责。
然后，上级官长再将各基层的簿册整理汇编成册，并将所属官吏政绩优劣和赏罚意见也编人册内上报，以供君主审核并实行奖惩。
一般地方郡一级长官和中央卿一级长官是簿册的最终汇集者，由他们直接呈送给君主进行考核。
考核工作由作为“百官之长”的“相”来协助进行。
在考核中区别优劣，优者奖赏金银、增加食邑以至升迁官职;劣者降免职务，甚至施行处分直到刑罚。
随着考课制度的完善，有时也给有过失的官员以将功补过的机会，所谓“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即根据三次考课的平均成绩进行赏罚，以示审慎。
以后在上计过程中，又增加了主要长官应向君主推荐人才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规定可以推荐的人数，其目的是为了及时选拔和使用分散在各地各部门的有用之才。
这是因为君主认为主官们对自己的属吏应有具体的了解，其推荐意见具有较大的可信性。
为使推荐者认真负责和保证被荐举人才名符其实，后来还普遍推行推荐者与被推荐者有连坐关系的做法，“保任其人不称者与同罪”。
可见，当时的上计制度已经粗具规模，包括考课、奖惩、人事升黜任免、人才推荐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定期沟通上下政务的比较固定的办法。
当然，还有封君和赐爵制。
因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世卿世禄制的封君和赐爵制。
例如，晋文公重耳，“赏从之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赵简子赵秧也曾以“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奖励将士，激发各阶层人士奋发立功。
战国时，仅食租税的封君制得以确立，据统计，战国时的封君有101人，其中秦22人，齐4人，楚18人，赵26人，魏19人，韩7人，燕5人。
从上述封君得封的原因来看，主要是“臣之能谋励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当时的封君虽然以功勋为主，但“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这说明以宗亲姻亲关系而跻入封君之列的亦不在少数，两者是并存的。
赐爵制在战国时已经普遍实行，集大成者是秦商秧变法后实行的“二十等爵制”，也称为“军功爵制”，主要是用来奖励军功，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新的等级制度，用以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和扩大统治基础。
爵制还和官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爵可以为官，官爵基本一致，并享有本爵所规定享有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兹列秦赐爵制如下:
1.公士言有爵命，异于士卒，为国君列士，有爵之步卒。
2.上造言有成命于上，乘兵车。
3.簪袅以组带饰马，御驷马者。
4.不更不豫更卒之事，主一车为车右。
5.大夫列位从大夫，主一车，属36人，在车左。
6.官大夫加官示尊，领车马。
7.公大夫加公示尊，领行伍兵。
8.公乘得乘公家之车。
9.五大夫有大夫之尊，可为官长、将率，有税邑300家。
10.左庶长为众列之长。
11.右庶长
12.左更主领更卒，部其役使。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主上造之士。
16.大上造有赐邑300家，赐税300家。
17.驷车庶长乘驷马之车而为众长。
18.大庶长更尊，为大将军。将庶人、更卒。
19.关内侯有侯号，无国邑而后京师。
20.列侯一为彻侯，其爵位上通于天子，有国邑。
为了保证赐爵制的顺利实行，秦国还设有管理爵制的专门机构——主爵中尉，可见这项制度是十分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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