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九章 湄公省，浑河通沈阳(第1/2页)我真是大昏君
小冰河期对大明的重大影响可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就是生产力下降，生产资料短缺；外部影响则是社会动荡、战争频发。
如果从大灾害持续的时间，以及造成的影响来看，小冰河期高峰的危害，比建奴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此，朱由校也只能叹惜身不逢时，要做个操心劳心的皇帝。
对外，他可以攀爬科技树，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加强军力，抵御来自北方的抢掠。
对内，他则需要多一些象李精白这样的爱民恤民的官员。至少，那些贪渎无耻，有可能官逼民反的王八蛋，杀得越多，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越小。
杀一批贪官，再顶一批，即便不是李精白这样的，也会比原来的强。连家眷都流放了，想报仇都没机会。
敌人越来越少，听话的、顶用的越来越多，朱由校觉得自己的处境更安全了。
而且，砍头或流放贪官，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福音。位子不腾出来，哪来辣么多机会？吏部诠选的，科举入仕的，胥吏转官的，大家可都等着盼着呢！
说白了，兔死狐悲者多，幸灾乐祸者多，痛恨厌恶者多，为被惩官员出头者少。甚至是没有，或者根本不敢。
不管是敢不敢，也不管在暗地里憋着什么坏，朱由校都不会收手，更不会客气。
这不是什么牵就容忍的事情，也不用说什么国家民族这么高尚的目标。这可是关系到自己的龙椅稳不稳，关系到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能不能安享幸福的大事。
说白了，朱由校已经把这当成是你死我活的争夺。跟他必灭建奴是一样的决心，一样的不可动摇。
没人理解皇帝的狠辣和迫切，因为没人知道历史的惨景。只有皇帝知道，不改变，就是死亡。
为此，皇帝不惜再杀多十倍的人。算一下，也不过是万，最多也超不过十万。而与历史的惨剧相比，十万人又算得了什么。
…………………
建奴屡遭失败，已被压制，平辽似乎已用不了多长时间便能成功。
国内，皇帝对官员的清洗是一波接一波，从朝堂到地方，从贪渎到官商勾结，不是全家流放就是砍头加流放，紧张的空气笼罩官场，似乎就没消散过。
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明水师以百余艘战船、数千官兵从广州出发，轻松占领柴棍，就不是很起眼的消息，也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块海外之地的重要。
不管是现在的柴棍，以后的嘉定府、西贡，还是以某人的姓名称呼。只有皇帝知道此地都是平坦肥沃水源充足的平原，充发开发，便是一座大粮仓。
但在开发初期，还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力。对此，朱由校只能从内帑中拿出几十万，作为此次出兵的费用，并用于安置移民。
幸好这里的气候和土地适宜耕种，一年三季的收成，并不需要多长时间，移民和驻军便能自给自足。
而按照朱由校的计划，从福建、安徽、广西动员百姓迁徙，今年是三千，明年一万，后年便能达到五万。
从移民中征兵，再加修建港口，常驻水师，这块海外之地也就成了大明的疆土，且能守得甚是牢固。
安徽经常闹水灾，福建多山少地，百姓不堪其苦，是以多从事海生涯，移民耕种则给了他们多了一条谋生之路。
广西呢，告诉你一个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的事实：终明一世，广西土司的叛乱，以及苗、瑶、壮的起义便爆发不停。
其中大藤峡起义就有过三回，前后达两百余年。分别是成化元年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嘉靖七年的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嘉靖十八年的兵部侍郎蔡经。
没错，心学大师王阳明老先生又领兵作战了，镇压了第二次大藤峡起义。
朱由校对此也颇感疑惑，热衷战争且从无败绩的王老先生，怎么会被后世塑造为哲学家的。
但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朱由校更加关注广西为何叛乱不休，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同样是土官众多，云南为何要安定得多。
经过翻查资料，询问官员，皇帝终于找到了原因。很简单，也不出所料，还是土地的问题。
广西山多地少、地瘠民贫，这个特点对朱由校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没想到在明朝便已是如此尖锐。
其实，在明以前，广西土地的大部分已经被土官和土目们所占有，苗、瑶、侗、壮等各少数民族农民以至汉族的农民则很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
明朝建立，对边远地区的土官基本没有触动，这固然有利于迅速稳定，但社会矛盾也保留下来。
随着人口的增长，到了明朝中后期，广西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
因此，广西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而起义，从明到清，一直没有停止过。
而明朝对各地方的叛乱基本都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他们认为一旦表现软弱，就会引起更多的土司效仿，造成更坏的局面。
但明朝在广西所采取的镇压方式之一“武装夺田”，又造成了下一次叛乱的种子，使广西的农民起义绵延不绝。
所谓的武装夺田，就是把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平叛之后分给官军或召募来的土兵耕种。
换句话说，武装夺田就是朝廷公开地把农民的土地，划归给驻守的官兵，以及帮助朝廷镇压叛乱的土官土目们所占有。
明眼人都能看出，一场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而新的反抗官府武装夺田的起义又开始酝酿了。
其实，广西叛乱不断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食盐。
由于广西本身不产盐（别以为挨着海就有盐），广西的食盐基本都是从广东运去的。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加之朝廷对食盐的专卖，致使广西的食盐奇缺。“私贩甚多，盐价甚昂”，且“官运之盐，旋行旋罢，兵食具乏，地方坐困”。
本来就不产盐，地方官吏又插手盐运，大搞盐贩私捞。使食盐成为广西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此甚为不满。
《粤西诗载》有言：“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缺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盐的问题好解决，杀一批地方官吏，再行“票盐法”，打破食盐的垄断，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解决食盐短缺价高就很有希望。
而叛乱不绝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土地，朱由校可以肯定。他把广西列为动员移民的省份，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无论是安徽，还是福建、广西，当地百姓对于湄公省的气候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
没错，现在明军占领的柴棍并不算大，可皇帝已经把其当作大明的一个省，取名为湄公省。
而管理湄公省的，朱由校并不吝啬地加了巡抚衔，成为与内地品级相同的地方督抚。
其实，从皇帝的旨意，也可以看出皇帝对湄公省的态度，以及对湄公省发展的野心。地盘会越来越大，面积与内地省份会越来越接近。
太常少卿董应举，因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颇有成效，而被朱由校任命为湄公省巡抚。
而湄公省不仅有巡抚，还有驻军提督，巡抚和提督并列，军、政分开，也是朱由校所开的一个先例。
前面讲过心学宗师王阳明先生，以文人领兵，先后平定宁王之乱、大藤峡起义，可称为儒将之典范。
但在朱由校看来，文官领兵，武将听其号令，正是大明衰退的主要根源。
文官作为大部分军事行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尽管其中不乏习武和熟读兵书之人，但却很少直接来自于军队体系。
因为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统治者的原则，文官直接凌驾于武将，使武将变为基层执行者。
武将地位低下还只是其一，由擅长纸谈兵的文官指挥作战，败多胜少也就不意外了。
王阳明先生的胜利，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文官的真实能力。袁可立也是一样，他的出色也不能掩盖其他文官的无能和军事能力的低下。
但要实现文武并重，军政分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湄公省的成立，则给了朱由校一个实验的机会。
……………….
从量变到质变，总要有一个过程。有时候时间较短，使人有剧烈之感；有时候比较缓慢，可以用潜移默化来形容。
对于个人来说，有的身处其中，感觉比较明显；有的影响较小，也就没意识到太大的变化。
这和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环境不同，也有很大关系。
文官感受到了朝堂风向的变化，感受到了皇帝的铁腕和惩贪的决心；武将则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在文官面前也能把腰挺得直一些，战事也变得越来越有胜利的希望。
对于升斗小民，他们忙着让一家老小吃饱穿暖。或许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春风，感觉到了压力的舒缓，但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和明显。
身处皇宫的朱由校，也并不能完全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他只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设计的道路走下去。
当然，他对大明发生的变化，也是有感觉的。从财政收入的多少，从战事的胜败，从官员的密奏中，从厂卫的报告中，他能意识到这个老大帝国的病体正在好转。
而他的布置，或是眼前，或是长远，不管有几个人能看懂，都有如落在棋盘棋子，早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见到效果的当属辽东战事，大批武器弹药的输送，粮草物资和战马的不断补充，使得辽东各部明军在提升战力的同时，更给建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辽镇的人马沿三岔河水路并进，接连攻占牛庄驿和东昌堡；当张盘和张榜的两个混成协攻占耀州驿，海州卫便处于明军的两面夹击之下。
当明军的水师逐步探索航道，沿辽河北，并出现在浑河，有可能直抵沈阳时，建奴感觉到了防不胜防的窘迫。
浑河航运始于元代，并日益繁荣。
明初开始官运粮饷，通常是从山东装船沿渤海湾、辽东湾到东北，沿辽河北，把粮饷沿途运到各地驻军，其中沈阳段经浑河运输。
此后，商品运输逐渐产生，浑河货运变得繁忙起来。
当时的明廷允许每船同时运输八分官物两分私物，使摆渡船家有利可图，东北的大米、人参、木耳等商品才开始销往各地。
而浑河沈阳段也因此形成了固定的码头，大小船只从沈阳出发，船载客，再从营口返回，船载物。
在那个时候，或者说直到清末，沈阳都可以算是座沿海城市。通过浑河航运，与外面广阔的世界连在了起来。
但现在，建奴痛恨浑河，痛恨这条“黄金水道”。因为明军的船只可以畅通，而他们的骑射只能望河兴叹。
难道只是航行那么简单，傻子也知道船能载炮、船能运兵。明军水师打通了海通浑河的航道，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