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节 四书怎糟粕(第1/2页)英雄无敌魔法门之众星传说

    言羽能对出“四书五经怎糟粕, 天道五行经略”的这句下联,也是对毛主席所说的一句“四书五经皆糟粕”有感而发。

    其实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应该微言慎行,因为他们不经意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整整几代人甚至整个世界。

    在那个新中国大搞个人崇拜大搞造神运动的毛主席红色年代,言羽从小生活中就离不开毛主席的红色身影。

    各种小红本子满天飞,各种相片、小像章四处挂置随处可见,即便是流浪汉在野外熬粥用的搪瓷大盅,也一样印有毛主席的头像和大红字。

    言羽一直都记得,自己当年曾随手去端流浪汉熬粥的大盅,结果被搪瓷大盅给烫惨了,所以在言羽的心里,毛主席的头像和大红字,总是与烫肤之痛联系在一起。

    而随着慢慢长大,言羽学习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心里的疑惑也越来越多,每每涉及到一些如文化大革命之类有违人性的政治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千古美德相悖相离之处,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就愈发地激烈了。

    比如毛主席说,四书五经皆糟粕。

    言羽少时一直信以为真,从来不读古书古经。后来受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点评三字经千字文影响,有幸开始读那四书五经,这才后悔自己年少无知,少时只因受毛主席一语误导,晚了许多年才开始读那圣贤之书。

    好书就是这样,一旦上手,手不释卷,言羽越是认真学习古文,研读经书,就越是发现其中奥妙,个中精妙,难以言表。

    所以言羽一直很想问毛主席,四书五经怎糟粕?可惜言羽刚出生没多久,毛主席就去世了,言羽的疑问,终究无法得到解答。

    其实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四书五经的发展,也记录和沉淀了其中不少的精华。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后人认为,朱子的意思在于,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朱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

    其实在言羽看来,四书五经最为高妙之处,正在于教会人做人养心,修养道心,克制人心,在于成人。

    相比之下,毛主席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深刻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仁义礼数之精华,反以之为糟粕,所以老来轻视了修身养性做人之道,而误入歧途,精于权谋,看重功名,晚年作为,违背了朱子本心。

    这一点,或许和朱棣有相似。

    毛主席曾评论说,政治朱棣搞得比较好!

    曾国藩曾评论说,古代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藩王从地方起兵夺得帝位的唯永乐皇帝朱棣一人矣。

    朱棣确实雄才大略,文武双全,自幼熟读兵法,勤习武艺,好学读书,通晓子史经集,其开创的永乐朝文治武功可比汉唐,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鼎盛的王朝。

    不过他为了功名,也曾做出过很多违背之性的暴虐之事。

    公元1403年,朱棣作乱成功,打下南京,赶走侄子朱允炆,自己当上皇帝。朱棣一到南京就曾召见一代儒家方希古,乃前皇帝老师,著名大儒,只因方宁死不愿为其服务,所以被朱关进监牢。如今要起草当皇帝的诏书,朱棣觉得非方老先生不可以服众,于是又从监狱里请出老先生,亲授纸笔,希望他能为之起诏。

    没想到方希古出来之后,接过纸笔,在纸上打了几个大叉,就扔在地上,又哭又骂道:死就死吧,这篡位诏我是决不会写的!

    朱棣恼羞成怒,大喝道:你以为能痛痛快快地死么!你就是自己不怕死,难道也不考虑考虑九族亲属么!

    方希古闻言,也厉声道:别说九族,就是灭我十族,也休想我为你写一个字!

    朱棣气得几乎厥倒,于是下令将方希古的十族亲属全部抓来。领命之人惶恐啊:古来只有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没听说过第十族啊,叫奴才们上何处找啊?朱棣怒吼道:把他的朋友门生也算一族!

    于是将方希古又关进监狱,满天下搜捕他的十族人。抓来一族,就带给方看,问他写不写。方摇摇头,就立刻下令屠杀一族给他看。然后又抓一族,又摇摇头,又杀一族。直到十族八百七十三人全部抓光杀光,方老先生仍然不改口。

    在这样的人面前,恶魔附体的朱棣也没有办法了,只得下令将方希古拉出去肢解认输。不过这也创造了中国的“灭十族”的历史记录。

    而主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在很多方面也造了中国历史上人性之中最黑暗的记录——朋友揭发,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亲子斗父。广西许多地方甚至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学生脔割肢解活人,将老师等“牛鬼蛇神”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

    而毛主席在治国建国的管理上,却远不如朱棣,相反还点儿像李闯王李自成,虽然很有破坏性,但却缺乏建设性,可以轻易打垮一个动荡腐朽的旧世界,却很难开创一个幸福安康的新世界。

    毛主席的确十分醉心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为此曾经多次走到前台,亲自指挥工业化建设,大炼钢铁。然而只要他一出手,经济建设总是要陷于混乱。

    对于毛主席来说,“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要他按部就班,遵循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不浮夸不跃进,从来就不符合他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浪漫主义性格。

    而违背天道,不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失败也是必然,毛主席搞经济建设不如邓主席,这也恰恰证明了他所说的“四书五经皆糟粕”,其实是天大的谬误,传统四书五经正是教人要遵循天理,顺应道心,才能诸事顺利,利泽天下,这的确是天下至理。

    而如毛主席一般违背天理,浮夸跃进的,带来的只能是人祸饥荒,惨绝人寰。

    其实对比一下战败后躲在台湾小岛上的国民党,正是因为沿袭了中国传统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顺应天理,却把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搞得蒸蒸日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后来邓主席拨乱反正领导大陆追赶了好多年,才渐渐把毛主席贻误的时光慢慢追回。

    所以言羽觉得,古语说得很有道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有理论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多实践,增长见识。

    毛主席正是因为空读了万卷书,却未行万里路,没有像邓主席、周总理一样出国留学去见见世面,没有真正虚心学习世界各地的好东西,总想着保留守旧,所以很容易固步自封,做出违背道心,满足私欲人心的荒唐之事来。

    在言羽看来,四书五经,十分低调,微言大义,内涵丰富,诚而习之有精华。而以毛主席为首的新中国政治动动,表面风光无限,无比高调,实则浮夸跃进,其实正应了毛主席批评四书五经的话,多为糟粕。

    比如“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后人看来,真的是十分幼稚可笑。

    毛主席自身确有很多神秘之谜。比如他的8341中央警卫部队,这个8341的编号就很蹊跷,不属于师旅,属于非常规编号。

    因此,就有人传他如何“神”。说他在解放初就征求算命先生意见而提前决定了这个编号。而毛主席是1893年12月26日生,1976年9月9日逝世,刚好活了83岁。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抓军事,到1976年逝世,前后主政41年。

    也有说他年轻时就选定了一支旧步枪的编号,暗指“党指挥枪”之意。

    毛主席虽然一边唱着“四书五经皆糟粕”,另一面,其实他的很多好的哲学思想,都源自于他对传统四书五经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四书《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

    “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每事问”、 “不耻下问”、“过则勿惮改”、

    “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

    “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

    还有很多富有哲学的语录,其实都是符合甚至直接源于中国传统四书五经儒家文化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毛主席曾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说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在50年代和60年代多次指出基本粒子并不基本,还可再分。他的这一思想推动了国际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并为科学实验所证实。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为纪念这一思想对粒子物理学的贡献,美国科学家建议把比夸克更深层的物质粒子命名为“毛粒子”。

    不过毛主席虽有诸多不好,但言羽最喜欢毛的地方,还在于他的诗词。

    言羽从小就很喜欢中国古诗人屈原。过去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诗人,有所谓“王者之风”、“贵族精神”、“绅士风度”,那么中国的王者究竟讲究什么德行,这在四书五经《孟子》里有记载。

    而在诗歌形式上,屈原率先打破《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屈原的作品里,产生出赋,产生出骈文,产生出七言诗,所以“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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