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第1/1页)明宫晚钟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按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知道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他们一部分授以兵权，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神宗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对此，遭到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语见《明史·外戚列传·郑承宪》： “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显然是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神宗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1590）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们除了关心废长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与大臣商量处理，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宫廷失火都懒得过问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