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4、东林党人(第1/1页)明宫晚钟
东林党人在“国本之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万历时期,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被迫退归林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无奈之举。虽然远离朝廷无所事事,但政治情结让他们对朝政不能忘怀,无时无刻的在关怀着政局的发展变化。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一个载体,都争相前来,一时间,精英荟萃,人士云集,"学舍至不能容”,盛况空前。顾宪成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博得同志者的热烈响应。他们聚集在一起,在讲学之余,频繁聚会,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在每个人演讲完后,发一番议论,跟个帖子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没有多长时间,东林书院的名声大振传到了京城,成了世界上最著名论坛,响应者众多,也引起了朝中的一些大臣的注意。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倍感兴趣,开始试着和他们交往,结果让他们感到十分满意,他们和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不甘沉寂,意在有所作为,慢慢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东林党人号称"清流”,人数众多,影响着天下的舆论,就像“人肉搜索”、论坛、微博,微信,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舆论导向。
因国本之争,加之皇帝生性懒惰,亲政后的新鲜劲过去,他发现朝臣都是些挺烦人的家伙,国家大事也很烦人,远不如躲到美人的怀抱里舒服惬意,便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朝廷大事均有大臣们来处理。你们都是人才,劳动模范,苦活累活都有你们来干吧,我只当我的皇帝享福就行了,咱们互不干涉最好。初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大臣们没了干扰干起事来更加的积极,有点解放了的感觉,但时间长了,就发现了问题,一些重大的事情没人做主,自然减员了也没人来顶替,越来越多的官位空缺,他们自己不能随便招工啊。大明朝不是没有人才,他们得不到相应的任命,朝廷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没有红头文件,名不正则言不顺嘛。皇帝脾气非常不好,御下少恩,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弄得太监宫女人人自危,胆战心惊,不知道那天会惨死在皇帝的仗下。皇帝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抢夺财宝,搞得民怨沸腾。各地矿工起义,农民暴动不断,直接威胁到大明朝的安全,即便如此,他也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照常往宫里收集钱财。还振振有词地说他在推崇老子的清静无为。以无为来治国。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始终没有结果。这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党争之风充斥朝野。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被称为"浙党”。还有什么"秦党”,都是陕西籍的官僚,"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传统,认老乡,大家不管事情是个什么样子,判定事情的正确与否都要看地域,是一个地方的都要坚决支持。在古代有之,在当今的中国也比比皆是,老乡观念深入人心。是老乡什么事都好办,都可以帮忙,不是老乡大家就是路人,应该办的事情也熟视无睹,漠不关心 。
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敢于冒犯"龙颜”把矛头指向皇帝。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这个李三才可能是顾宪成的老乡,不是老乡何以顾宪成为之不惜得罪皇帝来为他鸣冤呢?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的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这段名言,在明史上名气很大,说出了广大明朝人的心声。李三才也够牛的,应该说是明朝的一大牛人了,与海瑞有一拼。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争国本”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李三才和东林党人都是包公海瑞的转世,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敬仰,是古代正直之臣的楷模。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是齐、楚、浙党主持,也借机斥逐东林党人。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考察干部本来是老祖宗发明的一个考核干部政绩的好办法,通过这个方法,发现好干部,使用干部,使好干部得到提升,也会促使一些政绩平凡的干部找到不足改进工作。明朝中晚期,徐阶、高拱、张居正都对此法运用的很好,非常成功,成了一些人进行党争的有力武器,明朝后期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他们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但在强大的统治集团剿杀下,遭到重大打击,直到崇祯即位处死魏忠贤才有所抬头。后来,东林党的残余势力一直与权臣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的灭亡,前后达4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