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7、文官集团(第1/3页)明宫晚钟
在万历皇帝的老师中，并没有申时行的名字，但他确实是皇帝的老师。张居正时期，他的地位比较低，还不够当帝师的资格，他教的课程最多，任课的时间最长，只是一个讲师或者助教，没有教授的职称，不是专家学者，名字不能列在其中，没名啊，有啥办法呢。但在万历的学习生涯中，他对皇帝影响最深，感情也很好，在张居正之后才不断的提升他，在张四维去职后又成了首辅，是张居正之后任首辅时间最长的大臣。
申时行成了经筵负责人，除了国家事务，还执掌皇帝教育的全盘的计划。相当于今天大学的教务长，负责皇帝再教育的一切具体事宜。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这里就是内阁，是大明朝的神经中枢，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大学士们也在这里办公。虽然这里与皇帝的住处不远，一千米左右，但除了早朝和讲读外，万历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书面。联系也完全靠太监们来回传达，这是很危险的。在中国的历朝历代，皇帝都比较注意这一点，虽然断不了让内监传达圣旨，但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召见大臣直接面议，以免内监们隐私作弊影响朝政，对国家大事产生不好的影响。明朝比较特殊，嘉靖只顾着炼丹，很少召见大臣，神宗这样闭门不出，不和大臣见面，是屡见不鲜的。万历皇帝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极为罕见，平均一年不超过一次。由于大臣们见不到皇帝有些事情必须有皇帝批准，致使许多军国大事大臣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明朝的内阁的地位很微妙，作用相当于清朝的南书房，军机处，但没有应有的权力，朱元璋建国时，感觉宰相的权力过大，就撤销了宰相这个职务，内阁就成了皇帝的秘书处，负责皇帝的文牍事宜。但到后来，皇帝越来越懒，把事务交给内阁来办，内阁才越来越重要，权力也越来越大。张居正时期，内阁的权力达到了强盛时期。万历皇帝亲政后，大权独揽，内阁就又变成一个摆设，申时行的权利越来越小了。
申时行对于经筵也并不太感冒，实质上成了一个形式。讲书的时间既长，也过于呆板。但作为负责人，经筵的直接指挥者和参与者，每次经筵都很辛苦，要在四更起床，匆匆的赶往经筵地点，认真准备，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在讲书官讲完之后，书案依次撤去，皇帝还要宴请讲书官和大学士们，所谓的“筵”，形式上就像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早餐会。美国人对此就情有独钟，要在早餐会上研究议论一些事情。但封建年代的酒会，规矩十分得多，要求严格，从座位安排，到宫廷礼仪不能出一点的差错。参加这种宴会非常的累人，出现任何一点闪失，都难辞其咎，很不容易。但申时行还乐此不疲，兢兢业业地干着这项工作，尽职尽责。
万历皇帝亲政以后，没有多长的时间就表现出了厌倦。申时行还是不断地向皇帝建议，商量经筵的时间，希望皇帝能够坚持下来，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不能改变。这时，申时行已经五十多岁，岁月的磨难，鬓发苍苍，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申时行尽管坚持，但不像张居正一样的强硬，凡事都和皇帝商量和风细雨的建议，实在不听，他也不着急，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他开始对一切不那么认真而是听其自然了。
申时行之所以坚持让皇帝参加“经筵”，有其重大的意义。明代以教化治理天下，皇家的礼仪起着巨大的作用。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的作用。就是皇帝的亲耕，也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让皇帝亲自参加一些农事活动，就是有丰功伟绩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清朝的康乾皇帝都不可能，作出此动作是在向天下人展示对农事的重视，关心人民的疾苦，正是通过皇帝的重视，天下人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就会转变成无比壮大的力量！经筵的目的也不是主要在于让皇帝学习经典，要通过这种形势，表现皇帝和大臣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实现天下大同，但其意义和目的，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
出于这样的考虑，申时行身为首辅，职责所在，他不得不这样做，尽心尽力的规劝，他规劝了，皇帝没听，问心无愧，首辅也当不了皇帝的家，那就没有办法了。皇帝果然没听大臣们的建议，1586年的新秋，二十三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昏脑涨，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一年以后，申时行又建议，皇帝的头昏脑涨又奇妙地重复出现。奇妙的是，内宫好像有意让皇帝丢丑，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就传出了万岁爷爷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消息；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廷臣们规劝皇帝要他注意皇帝的职责，皇帝又说，是足部发生奇痒，搔破皮肤，行走不便。好玩的是，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消息，不断的揭皇帝的短。这些不知道皇帝是否知道，是谁在八卦，传他的绯闻，如果知道弄不好会被气死，身为皇帝连内宫都治理不好，这个皇帝当的也实在不称职，对皇帝影响多不好啊。
性格决定命运，申时行柔弱性格决定了，他只能向皇帝建议，决不会强求。皇帝说他的脚痒，申时行就相信了，可喜的是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会有哪一天的。反正一切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现在不行停停再说也行，一切好商量。
申时行官居首辅多年，他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条件，身为帝师，深受皇帝的信任，他的父母也去世多年，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从来也不趾高气扬。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然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没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外，往往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无法自拔，直到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可见皇帝对他的依从和信任。
申时行出身正统，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1562年，在二百九十九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名列第一，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在职仅七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
在明朝，文官一般都凌驾于武官之上，成为绝对趋势。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文官队伍十分庞大，是一个很强的政治力量，难怪有时连皇帝都无法应付。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处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就像以前中国的高考，一考定终身，毕业后被分配到各级党政机关的就成为了国家干部走向了仕途，今天又增加了一个公务员录用考试。高考+公务员考试成了国人走向仕途的途径。不同的是今天的考试只能从最低级的官员做起，而封建年代还有一次国考，要有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试通过的就可以直接当官起码是个县官，成为天子门生，万人敬仰。不过，能通过这个考试的人太少凤毛麟角，非出类拔萃者难以出人头地，珍惜的很。所以，古代的官员们很不容易，个顶个的都是个人才，并不都是饭桶。
在官本位的中国“学而优则仕”，其精神深入到国人的血液里，骨髓里，根深蒂固。读书人历经十年的寒窗苦读，过独木桥一样的过五关斩六将，披荆斩棘，获得一点功名就是为了这一天，为了当官，实现其积极的抱负和理想。基于这一点，历代统治者为了鼓励文官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施展自己的才学，治理好国家，采用了种种的奖励措施。除了本人的封官晋爵，还对他们的家人亲戚一番封赏，用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个文官能够苦读十年，进而中举，走向仕途，除了本人的刻苦学习和聪明以外，也渗透了全家人的心血和汗水。一个人能够学习，需要耗费无数的金钱，要有家族的大力支持。中国的大学生，考上大学，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哪一个能离得开家长的大力支持。正是父辈们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才有了他们的今天。走向成功当然希望通过某种途径表达他们对家人的感激之情。朝廷也人性化处理，在他们做出成绩后，取得功名后，除了表彰他们本人，也同时表彰他们家属。就有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促进了他们干好工作的干劲。朝廷账算得很清楚，统治者以极低的成本，收拢了他们的心，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朝廷工作，朝廷还是沾光的，很划算。
明朝由于政坛风气的原因，浮躁气息很严重，会干得不如会说的，言官的权利大的没有边。干事的人动不动就会都到弹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家干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县的设置就有一千多个。面对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朝廷对地方的事务，难以全面了解。清朝时，康熙搞过微服私访，乾隆也几次下江南，但走的地方很有限，能了得到的情况非常有限，地方的社情民意根本无法掌握。朝廷要想知道他们工作的好坏，只有靠他们的汇报，没有别的办法，不想今天有诸多的媒体，网络有那么的发达，领导人要去调查研究也很方便，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速度很快，能够很快的掌握情况，解决问题。
明朝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为了管理好国家，使庞大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转，就必须拿出一套解决办法。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责任”，搞责任追究。这类似现在的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办法。一个地区如果出现问题，当地官员难辞其咎，为官一任必须保一方平安。由于你的治理不善，造成当地发生重大问题，出现亡命之徒聚众造反，堤岸失修，发生大的灾害，出现重大的冤情等，都要追究当地官员的责任。也有一套奖赏制度，任满几年，成绩优秀就可以升官封赏等。这就要求朝廷必须建立一套制度，建立一套考核办法。人事考察条例就出台了，并长期坚持下去。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位地方官必为好官。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每次对京官的考核，京官们总是战战兢兢，一旦得到不好的评语，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明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申时行身居首辅，是众官员之首，身居官场时间长了，情况了如指掌，但很无奈，官员们虽然名义上只是各个部门的领导，但不是孤立的，身后说不定会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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