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7、文官集团(第2/3页)明宫晚钟

什么样的利益集团，有的集团很强大，足以撼动首辅的地位。他不能像张居正一样的强悍，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想因为工作的原因得罪广大的官员，必须努力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完成首辅的职责，和和平平，圆圆满满地走完自己的仕途。

    在申时行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出现一些惊天动地的人和事，让他无所适从，难以应付。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二十六岁。朝廷还没有授予他任何的官职，虽然有了一点的功名，基本上也和老百姓差不多，不他知道是那根神经出现了问题，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按明朝的规定无辜弹劾首辅是要受到处罚的，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被革去，被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直到1583年才被冤案昭雪，才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邹元标该知道规矩，老老实实的做官了，到任不久，又一次犯浑上书直接批评万历。皇帝也不想多事，息事宁人，犯不着和这样一个人较劲，就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不再做任何处理。可爱的邹元标先生不识抬举，不知道皇帝给他面子，见好就收，又再次上书，大肆批判，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用尽各种语言辱骂皇帝。面对一个小官的不断挑衅，皇帝再也坐不住了，龙颜大怒，要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打他个皮开肉绽，好让他长长记性。

    申时行也只能承认现实，做和事佬，这也是无奈之举，身处在这个环境中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总不能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吧？他在做和事佬的同时，要以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事与愿违，申时行的一番苦心并不能为官员们谅解，还是不断被人批评。说他是张居正的循吏，被指责为“首尾两端”，让申时行感到万分的委屈。申时行不想强硬吗？不行啊，官员们连皇帝都敢骂，还能惧怕首辅吗？张居正当年多强硬，落得一个什么结果，不是照样被家产籍没，子弟被流放，下场悲惨吗？他当然不愿步张居正的后尘了。

    申时行也知道自己的能量，有自知之明。张居正和万历皇帝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张居正是一代名相，能力超群。在隆庆皇帝去世时，高拱由于为人骄横，大权独揽，几乎和所有的朝臣的关系都不好，唯独对张居正情有独钟，十分信任。张居正为了获取首辅的位子，与冯保联合，巧妙的将高拱撵走。十年改革，成绩卓着。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就在自信过度，虽然能鞠躬尽瘁，但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让皇帝从心里厌恶了他，深恶痛绝。

    张居正在上任之初，就已经看到朝廷文官的问题所在和改革的必要性，就把重点放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上。文官制度的最大缺点就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实施了考成法，意图很明显，但要求过于严厉，作风强硬，致使下边的官员们敢怒不敢言，只得从表面上屈服。在他有生之日，在权势之下，张居正可以利用权势压制批评者，可以铲除政敌，但永远无法彻底改变文官的思想，反抗之火在下边一直燃烧着，一旦身故，失去大权，张居正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在他死后这种浮夸之风法反而越刮越盛，都恢复如初。历史等于画了一个圆，又回到了原处，像中国A股又回到十年前。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一条鞭法虽然仍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确实增加了国家税收，但中国的地方太大，差别也很大，千差万别，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明朝一千一百多个县，从行政级别上看都是一样的，但各个县的情况大不一样，有幅员问题，也有贫富问题，在税收上就不能一致。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三百倍到五百倍，但税收数量最终定下来就不能改变。具体到每个县份，也大不一样，有的地方的耕地面积数量还是很早以前定下来的，几十年都没有变化，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所有权已经几易其手，已很难认清谁是真正的地主。再加上度量衡官方的和民间的也不一样，大小不同，这就给税收带来一定的麻烦。有些县份的税额虽然很低，与富裕的县份简直无法同日而语，不成比例，似乎有必要提高这个县的税额，最起码应该差不多，说得过去才行，退一万步说，别的县缴纳了许多的税收，你们县穷，至少应不能拖欠税款了吧？合情合理。

    但实际情形是，原来税额低，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富裕，虽然不少农民得到了实惠由一般贫民已升为地主，手中有了土地粮食，有了钱，但他们与富裕县份比，仍然是贫困阶层，生活在贫困线下。当地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决定了这一切。古代的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有的地方就是打不出粮食来，他们是国家级贫困县，不吃国家救济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让他们纳税，把他们打死也拿不出来。有的地方说起来有多少土地，实质上土地贫瘠，完全靠老天爷吃饭，十年九旱，有的年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国家当然不应该逼迫他们缴税。富裕的县份他们的税额自然很高，但也入不了库，最起码不能全部入库。富裕县份的物产虽然丰富，生活条件也好得多，但在一般情况下，在交纳一定数额的税额以后就可能拒交更多的税款。“皇粮国税”是在尽义务，得不到任何好处，还有水涨船高的可能，今年是个丰收年分，粮食打多了，多交点税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多缴，今年缴了，基数就上去了，象美国国债限额，每年都在涨，滚雪球一般，飞速提高，以后，不管遇到任何年份都要按这个标准缴纳，到那个时候就会后莫及，这个县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

    老百姓都知道一个县官无法长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法不责众嘛。一个人不缴，那是抗税，是违法的，有坐牢的可能，但是大多数人都违法，官家也就没有办法，民怨沸腾，农民暴动也是他们的工作没做好，会受到朝廷的处分的，只好与之协商，谈谈条件，也许能少交一点。官员们几年以后就会动个地方，他们为了完任务也会向上级打一些埋伏，动点小心眼，既然大家都缴不上去，官方就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没交的就得到了好处，就等于鼓励拖欠拒不纳税了。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要有一定的条件和时机，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也值得如此去做。

    县官为了征税，为了把钱交的税款征上来也费尽了心机，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常常对缴不上税款的老百姓，让衙役们抓人、拘禁、拷打，杀鸡给猴看，希望能顺利完成任务。然而，中国的老百姓是天下最聪明的老百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府势力大，无法抗衡，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不再对着干。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佣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变着法的不缴和少缴税款，官府一点办法也没有。

    申时行生长于苏州吴县，对这些情况已司空见惯。张居正也深知此中积弊，称“其乡人最无赖”，但也拿不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老百姓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他们缴税虽然是应尽的义务，但并没一定的福利保障，老百姓缴了只是在做贡献。他们的生老病死国家没有管过，住房、医疗、教育更无从说起。老百姓缴了税，城市建设应该跟上去吧，连修个桥都要有老百姓捐款来完成。老百姓得不到任何的好处，缴税的积极性自然不会高涨，这并不是他们“无赖”也不是民族的劣根性，国家不替他们打算，他们只好替自己打算，是环境逼迫造成的。

    最关键的也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最没办法的，就是老百姓缴纳税粮，并不是缴完规定的数字就行了，在正税之外常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这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时甚至超过了正税。负担越来越重，苦不堪言。古代的时候，中央财政一般是不会给地方政府拨款的，地方政府只有自己创收，在征税之外加一些“常例”以此来养活地方官，由于没有标准，收多少就要看地方的富裕程度和官员的情形而定了。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就必须用制度来规定这一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铁的制度，会一事无成。各地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国家财政肯定无法保障。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态度十分强硬，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州府县必须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作为考成法的一项规定下来，作为地方官如果你完不成，就要考虑的前途，也许你就会落马。地方官员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张居正因此为国家财政积累的大量的钱财，财政也日渐富裕起来。但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分为二，有利必有弊，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有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还要逼地方官敲诈小民，手段毒辣，让一些小民因此走投无路，家破人亡。这些都与张居正的初衷相违背，他只不过是为国家考虑，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所做的事，张居正也不提倡。但张居正作为首辅，身上担当着国家安宁，人民的疾苦大任，也应该考虑到，遗憾的是天下的官员和张居正并不一心，并不为国家考虑。既然张居正的权势太大，地方又抵挡不住，那么，为了保住官位，我就只有横征暴敛了，小民的死活我管不了，但我一定要保住我的乌纱帽。

    张居正求治心情太切，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认为只要实行高压政策，不由你不服。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明朝的吏治非常腐败、贪官不少。但是也不乏清官，直官，为了理想为了国家也有不少人用于直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压也压不住，杀也杀不尽，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他们敢于向最高统治者开刀，炮轰统治者，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也是为了国家社稷考虑，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并不单纯是为了一己之私，小集团的利益。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背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急功近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当然会受到这些深受先贤思想影响的文官集团的猛烈抨击。张居正的一切作为被认为有悖孔孟之道，有悖仁治思想，这是这些读书人所不能容的。十年“专政”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这是十分要命的。历经数十年各地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固定的税额可能有的县份粘点光，但有的县份可能就苦不堪言；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朝廷多少年没给人家涨工资，官员也是人也要吃喝，况且他们苦读十年，家庭为此付出了很多，参加工作了还让人家过苦日子傻子才干呢。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事无巨细都做了规定，不给下边留一点点的余地。

    张居正身为首辅，实际执掌着朝廷的大权，但他毕竟不是皇帝，重大决策必须有皇帝下旨来颁布，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毕竟有些事情做起来不太方便。为了更好的贯彻执行他的一些改革方针政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总督巡抚，让他们向呈奏皇帝，然后张居正再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为皇帝拟好意见批准自己的意见，张居正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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