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章：大者修身事天(第2/3页)逍遥江山
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以至于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之叹。
康熙二十五年春，李光地疏乞终养，请假一年，临走前，康熙特意召见李光地，谈论历算，特别是关于西方天文学，这是康熙和李光地讨论西洋科学的首次记载：
(上)又问：历法日月交蚀、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错，其原安在？奏曰：历法不能不差，……即今历极精，然稍久亦当必差，所以要随时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为度数，所以难于推算。今西洋人打几个团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缩，这是他一点好处。……
上又问：西洋历法果好么？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看来西洋人学甚荒唐，而谭历却精实切当，此乃本朝历数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祸乱，功德巍巍，臣不敢赞。即制度文为有两事，足跨前古。上问：何事？奏曰：历法其一也。又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得天地之元声，亦从来所未及。
李光地为政之余，除研习朱子外，还对历算颇有爱好，与康熙的问对很有关系。康熙三十年年，梅文鼎到达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馆中，以梅文鼎为师，网罗爱好历算的学生，形成了清初研究历算的集体，为康熙时代蒙养斋开馆、《律历渊源》的编纂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为什么对天文历算抱以如此大的热情，个中缘由，值得深思。让我们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康熙三十年前后的一些活动。
1670年李光地考中进士，后经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当时任掌院学士)的推荐，得到重用。此后李光地升任掌院学士，这是通向大学士的重要职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李光地却受到康熙批评，被调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实权有所下降。为弄清李光地降职之经过，有必要回顾在此前后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动。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李光地的调职，与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从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观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李光地曾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在观星台的活动：
己康熙二十八年，上南巡。……予随驾至南京，果见孝感(按：即熊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始出。上问孝感：李某学问何如？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上曰：闻得他晓得天文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不认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观星台。……既登，予与京江(按：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予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剿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甚么星？答以参星。
上云：汝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底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即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而事实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
这段君臣对话表示康熙对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熊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皇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李光地和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亦有记载，称：孝感(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和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康熙南巡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翰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处，屡次召见传教士。据《熙朝定案》记载，康熙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翰、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有关天文问题作了解答。《熙朝定案》云：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阳陆路至江宁。……廿七日，……侍卫赵又奉旨来堂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等语，毕、洪一一讲述。侍卫赵即飞马复旨矣。毕、洪因匆遽回答，恐难以详悉，至晚戌初时分，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另具一册，于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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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载说明，康熙对老人星确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询于洪若翰等人。《圣zu实录》也提及康熙观测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问对，而只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据实录所记，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完全颠倒了前因后果。《圣zu实录》云：(二月)乙丑(二十七日)上幸观星台。……上又披小星图，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也？
康熙在谈论老人星以外，还和大臣谈到了其他天文现象，如荧惑退舍、五星联珠，以及觜、参在天空位置的先后问题。清初历法改革，耶稣会士改变了传统的觜、参先后问题，但这个问题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康熙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说明它仍然困扰着当时的许多学者，《康熙起居注》详细记述了此事，原文如下：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
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证今历不谬矣。……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谕毕，回行宫。是日，上驻跸江宁府。
康熙君临观星台，与李光地等人的问对，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康熙又借此对汉人进行批评。因此，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逢场作戏，并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还有多种表现，在此暂不论列。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
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康熙二十七年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
《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自此西方科技这股风气就此定下了基调。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guang启在崇祯二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在徐guang启生前，在明朝朝廷u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guang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guang启“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朝廷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朝廷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清朝统治下也彻底散失，不得不说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崇祯时期，明朝对待科技持欢迎积极的态度非常普遍，例子很多，举例实在太多了。下面仅仅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guang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guang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由徐guang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等修成《崇祯历书》共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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